前 言

    今年以来, 国内的《周易》研究开始受到科学主义的干扰甚或批判, 这一趋势由于行政的干与, 使之本应由学术界解决的问题, 成了新闻界和社会各界普遍关心的问题。这样以来, 使之《周易》研究的方向性问题受到学术界内外的格外关注。由此反映出的问题表明, 尽管自文化热以后出现了《周易》研究的众多的成果, 但是, 这些成果本身所反映的大多是《周易》的应用性, 对《周易》的更为深刻的属于基本的哲学本体论原理, 则发掘的不够, 使之没有完成对现代社会所确证的内容给与本质的反思,所以,当出于某种价值观进而使用科学主义对《周易》和《周易》研究进行批判时, 尽管这些人知道科学所面临的和科学所带来的问题并不比《周易》研究带来的问题少, 然而 ,他们还是毫不客气的挥动着科学主义的大棒向《周易》的研究进攻。我们看到, 尽管这一进攻表现的是那样的软弱无力, 我们还是要分析这一现象的本质所在, 使对《周易》的研究能够深入进行下去。

    对于《周易》研究中出现的问题, 是不可避免的, 也是随着对《周易》研究的深入必将克服的。如果对此利用科学主义进行批判, 不但不能解决问题, 造成对周易研究的不应有的干扰, 而且也背离了科学的发展规律。我认为, 这一问题的出现既有研究者不理解《周易》的主要作用而不正确的使用科学的方法论所造成, 更有一些根本就不懂《周易》的人标榜以捍卫科学主义为目的发生的对《周易》批判。本文分析了这一问题, 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一、科学主义的来源

    在西方哲学中, 当理性冲破中世纪的神学束缚, 带来了文艺复兴后的思想解放时, 以理性论和经验论的哲学有力的促进了人的存在形式的空前改变, 随着实验科学的发展所带来的物质利益, 科学主义的思潮产生了。正如辛立州先生所言: “文艺复兴，被历史学家赞誉为‘世界的发现’和‘人的发现’的伟大时代，这两大发现，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们打破了中世纪神学对于人的生命力，创造力的扼杀，打破了中世纪神学对于科学的压制，解放了人的个性使其获得了自由发展的无限前景，推开了近代科学殿堂的大门使其迅速登殿升堂”（ 辛立洲: 《21世纪的明珠---中国文化简论》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4年版,第33页）。

    科学的发展和随着科学转化为技术, 从而带来了生产力的进步, 实现了人对物质的可操作性, 进一步满足了人对物质的需求, 在这种利益面前, 一切唯科学而是从的科学主义开始占据了人类的理性殿堂,使之科学和技术的理性取代了对人类的理性的支配的权力,这时人的理性成了科学的理性, 科学成了理性的代言人。使之人类文化的一切都以科学理性作为标准, 科学主义完全垄断了一切。科学到科学主义的转变, 使科学成为一种世界观,这时, 科学成了哲学的主人,而哲学只能成为科学的奴仆。

    如果说, 自文艺复兴开始的理性复兴而带来的科学的发展使科学主义成为理性的模式是一种理性的进步, 那么, 当使科学主义成为理性的权威从而取代哲学而成为世界观时却是理性的衰落。由于理性的衰落,历史已经表明了这一点: 近代科学带来了对客观物质世界的不断认识,但同时也带来了普遍的问题。正如叶平先生所言:“当代科学技术为人类解决的问题与给人类带来的问题一样多, 它对人类的建设性作用与破坏作用几乎同等规模”（叶平:《生态论理学》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 1994年12月第1版, 第250页）。 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的问题和它对人类的破坏作用的原因, 辛立洲先生指出: “自文艺复兴以来，处于支配地位的人生目标是对豪奢生活的追求,人为此而贪婪于财富和金钱”（辛立洲: 《21世纪的明珠---中国文化简论》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 第37页）,这导致了:“一、全球整体意识的空白”（同上书,第44页）；“二、人的自我认识的不成熟”（同上书, 第47页）; “三、利润、自然、道德三者价值本位的失衡”（同上书, 第58页）;“四、科学研究的外向性局限”（同上书, 第68页）。显然, 这是科学主义的必然结果。因此,辛立洲先生提出把“调整人生目标，重新认识人生价值和意义， 抛弃积习已久的对经济富裕的贪得无厌的追求，改变把豪奢生活作为人生目标追求的现状，树立一种新的精神追求目标”（同上书, 第39页），而这一新的精神追求目标，正是“东方民族的传统生活观念”。正是对这一传统观念的研究, 和为了解决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的问题和寻求它对人类的破坏作用的原因使我们重新研究以《周易》为起源的中国哲学。这说明, 时代要求中国哲学的的复兴。纵观人类的近代哲学，自从科学成为人类认识宇宙万物的主要手段之后，哲学变成了科学的廉价说明书，哲学在科学的外衣下维持生存。终于，怪圈发生了，科学在当代所遇到的认识论困难，终于又重新要求哲学为其解决。由于这一原因，也导致科学的内向性发展，把科学的对象指向人的自身，是“认识你自己”的深入。科学的这样的发展方向，必将改变以往的科学模式而导致哲学的复兴。我们看到，科学的模式从文艺复兴以后,虽有相对论冲击，至今没有多少改变，这个培根---伽利略的物理模式将伴随着内向性发展转向对人体科学的研究而改变自身的模式。反思表明, 哲学的困境表现为本体的失落，因此,冲出困境的方法是哲学本体的回归。具体讲， 就是要反思古希腊亚里士多论的起点, 对应于中国哲学的,则要反思《周易》:“形而上者谓之道, 形而下谓之器”的形而上学基础,从而去发现存在的更为一般的形式。也就是说,哲学应回到其自在的本质中去建立自身自为的自在存在。而《周易》的哲学模式的本体性, 是实现以上目标的最好的参照系。

    人类存在的问题表明, 这一切都是科学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带来的必然结果, 然而, 在我们寻求以中国文化作为参照系, 反思人类的理性的时候, 却有人挥动科学主义的大棒, 口诛笔伐。这恰恰证明了日本学者星野芳朗的观点, 他说:“在现实中,……有自己坚定主张和信念的科学家是极少数。并且, 他们还经常遭到来自行政和政治方面的敬而远之的冷落。另一方面,那些丧失了学术能力, 投身到政界的科学家们, 在政治舞台上却倍受欢迎, 所以对于这类科学家的言行著述, 如果认为都符合科学本身的发展逻辑, 那将是大错而特错了。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只不过是用科学术语粉饰起来的某种政治逻辑的辩护士罢了”（[日]星野芳朗著《 未来文明的原点》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1985年版第 178页）。

    二、不能用科学主义的方法研究和应用《周易》

    所谓的科学主义的方法, 是指把在科学技术中应用的方法推广应用到人类的一切理性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