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针对商业伦理这一话题的言论，基本呈现一种批判——辩护模式：一方面，充当“社会的良知”，着眼于社会底层民众和弱势群体利益的人们激烈地抨击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道德沦丧现象；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坚定支持者以及市场经济发展中的既得利益者更多地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或“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必然付出一些社会代价为由进行辩护。批判者既带着强烈的情感因素，很多时候有意无意地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市场经济本身，辩护者也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商业伦理这一本题，讨论更多地成了隐性的支持还是反对市场经济的争议，商业伦理问题很多时候变成了论争的手段而非目的，没有得到切实的讨论。

    现在，要不要搞市场经济已经不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而近年来，世界范围内若干严重的商业丑闻的暴露，再次激起了人们对商业伦理进行讨论的热情。在中国，商业活动中的败德行为，如欺诈、侵权、不守信、“不按牌理出牌”等等，似乎更加普遍。虽然在当前的工商业界，人们讨论的焦点仍然集中在核心竞争力、渠道、物流、信息化、资本运作等问题上，但诚信缺失带来的交易成本过高等问题也引起了人们相当的重视，建设一个信誉社会以促进经济发展的呼吁不绝于耳；而在思想界和学术界，这样的讨论就更热切一些。商业伦理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市场经济是信誉经济，健康的市场经济环境，需要健全的商业伦理支撑，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对商业伦理的讨论，也已经走向切实并逐步深入。

    在中国的文化背景和语境中，谈伦理问题，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儒家思想。儒家的思想体系，本质上是一个政治伦理的体系，两千多年中，儒家思想构筑了中国的社会秩序，也构筑了中国人的伦理意识。至今，儒家思想仍然为中国人的伦理思考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在当前西方不少学者青睐东方传统文化，寄希望于借助东方传统文化救治后现代社会的诸多弊病的背景下，中国倡导儒家思想的声音也变得更加响亮。面对商业活动中败德行为泛滥的现象，不少人希望通过倡导儒家的伦理规范，挽救日下的世风，重树道德秩序。近年来对“儒商”的呼唤，正是这一愿望的一种突出表现。

    儒家思想的突出特征之一，是以“礼义”而非“法规”来建构社会秩序，认为以“礼仪”为最高准则建构的社会优于以“法规”建构的社会。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① 明确地区分了二者的优劣，表明了儒者的社会理想和社会取向。

    “礼”主要针对社会规范的层面，其核心是对社会地位的象征性表达和展示，目的在于通过种种仪式化的象征性表达和展示，明确界定人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身份，使社会各阶层的人各安本分，维护社会的稳定。在孔子对管仲的评价中，很突出的表现出了这种观念：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仲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仲而知礼，孰不知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