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现在我们来谈第三点。
儒学通过历史因革连续的传统礼仪礼俗之不断重建以行教化，这不仅表现于对民众生活的人文自觉和价值引导与重构，而且体现于“以身体道”群体的塑成。所谓以身体道的群体，即一种文化价值理念的人格化的体现。这在各个不同的文化系统中都是必须的。这种“以身体道”群体的存在，乃以一种人格感召的形式实现着文化理念的教化之效。
儒家的心性之学，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尊德性”与“道问学”。“道问学”指理论的反思与讲论，“尊德性”则注重于文化理念在人格上的落实与成就。儒家在这后一个方面有很多说明，《礼记·儒行》可以说是这个人格精神的最集中的表述。“尊德性”与“道问学”，这两个方面密不可分，其中尤以“尊德性”为其根本。
《论语·八佾》：“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孔子为追迹三代礼制，曾到杞、宋二国，寻求其文、献以证成之。孔子修起礼乐，不仅要征之以“文”，更要征之以“献”。“献者贤也”。“献”即文化精神之人格化的现实体现。古人称道贤哲，常有“古之遗爱”、“古之遗德”、“古之遗范”、“古之遗直”等感慨，其意亦指此传统文明精神之活的肉身性的体现。
在西方，这个文化理念的“以身体道”者，当然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黑格尔在政治思想上崇尚君主立宪，就把国王理解为其理念的肉身化、自然化的体现。他说拿破仑是“骑在马上的世界精神”，也是这个意思。但西方这个“以身体道”的群体，其核心却是教会及其神职人员。
在中国古代，这个“体道之身”，则主要是士人或士大夫阶层。这一方面与儒家重视礼仪的精神有关。儒家既注重礼仪教化的作用，同时又注重把对礼仪的内在精神的体证落实于个体人格的成就。由此，士人不仅要求自身行事的合礼或“不逾矩”，而且要努力达成“从心所欲”的内在精神自由。这样，士人的最高成就既应具有“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声为律，身为度”那种肉身即道的精神，亦同时具有诚、著、形、化的教化意义。另一方面，它又与儒学经典诵读和研习传承的传统有关。在宗教的仪式中，神圣经典的诵习是教化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这和一般的哲学理论不同。中国古时教育，其目的要在教人立志成德、敦民化俗，而其内容，则以经典的研习和传承为主。儒家的经典，既包涵哲理的系统，同时亦是当时知识分子经常诵读、研习，以唤起人生及其超越性感悟的一种重要方式。所以，它是一种与人的生命实践相关的学问。它的核心内容之被称为“心性之学”，道理亦在于此。
5．综上所述，儒家的思想，不仅是理论的，更是一种具有教化意义的文化理念。儒家思想所以能行其教化，成为中国文化两千多年的价值核心和文化整合的基础，要在于其能够因任社会生活和民众生活的样态、形式而始终与之保持一种相切互成的关系。而社会生活、民众生活也只有通过与它相契合的思想的反思、提升和点化，才能形成其健康发展的文化机制。
一种文化理念，不仅是某种思想和观念形态的东西，它必有其活的生命载体。不过，文化理念与社会生活的关联，不能采取政治权力运作的方式。现代社会“政”与“教”的解构，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但是，我们要注意的一点是，儒学、儒家本非宗教，它不能象西方社会的宗教那样，以寄寓于世俗社会之外的宗教组织和仪轨的方式，关联于个体的心灵和内在精神生活，而达其教化之效。如前所述，传统儒学的教化作用及其关联于民众社会生活者，主要依存于世俗社会的礼仪、礼俗；而传统社会以经典传习为主的教育系统，则使士人（知识阶层）构成为儒学教化理念之“以身体道”的群体，这使儒学的教化理念与社会生活、民众生活形成一种良性的、相切互动的关系，因而使中国两千多年的传统文化具有着一种自身创造转化和发展的活力。但在中国现代社会，包括儒学在内的传统思想研究，完全被纳入西方式学院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教育体系，失却了其切于身心的教化意义。而以经典诵习为内容，以立志成德、敦民化俗为目的的儒学教育，已丧失其寄身之所。与此同时，作为中国社会民众生活样态的传统礼仪礼俗，亦在长期以来反传统的意识形态性批判（来自左的和右的，典型的如文革中的大破“四旧”）中遭到严重的破坏，不再具有它在自然历史因革连续性中承载完整文化信息的作用。这样，在现代中国社会，儒学便失去了它与社会民众生活之关联的载体。
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我们的社会生活几乎完全被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民众社会生活并无独立的存在空间。而在经济逐步走向市场化，社会意识形态热情已趋于淡化的“后革命”时代，社会、民众生活的生存空间迅速扩大，已构成一个独立的社会领域。故以往用以进行社会动员、资源整合、道德培养的政治意识形态方式，其能效亦渐趋弱化。同时，现行的原自于西方的种种理论学说，亦多因其无关乎社会生活的自说自话，“游谈无根”，而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另一方面，社会生活、民众生活又因缺乏与之相切合的文化理念的引导和自觉而趋于颓化和庸俗化。孟夫子说：“原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而“无本”之水，“其涸也，可立而待也”。（见《孟子·离娄下》）中国现代文化之缺乏自我转化和创造的活力，正与上述思想与生活两歧所造成之“无本”的文化现状有关。摆脱文化观上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功利态度，强调作为社会生活样态的礼仪礼俗之文化历史继承和连续性，以重建文化理念与社会生活的关联性，这应是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一个当务之急。在这一点上，传统儒学之关联于民众生活的方式，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