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拙著《大易阐真》（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中，曾提出《周易》爻题的形成要晚于春秋时的公元前513年，但最迟是在战国中期，同时又进一步推断，爻题的形成当在公元前500年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可能是在孔子晚年或再晚一点的时间。现首先复述一下原书看法的根据。

    说爻题的形成要晚于公元前513年，观《左传》的记载可知。《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秋，龙见于绛郊，魏献子问于蔡墨，……对曰：“……龙，水物也，水官弃矣，故龙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    之《姤》   曰：‘潜龙，勿用。’其《同人》   曰：‘见龙在田’。其《大有》   曰：‘飞龙在天’。其《夬》   曰：‘亢龙，有悔。’其《坤》   曰：‘见群龙无首，吉。’《坤》   之《剥》   曰：‘龙战于野’。若不朝夕见，谁能物之。”……

    这是就一爻变而以“某卦之某卦”的说法表示该爻之辞。后世通行本《易经》则如下标示蔡墨所引各爻辞：

    《乾》初九  潜龙，勿用。

    九二  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九五  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上九  亢龙，有悔。

    用九  见群龙无首，吉。

    《坤》上六  龙战于野，其血玄黄。

    两相对比，知起码在昭公二十九年即公元前513年那个时候，尚无爻题。

    说爻题的形成又应不晚于战国中期。根据有二：

    一是《易传》中的《系辞》、《文言》皆称引爻题。如《系辞上》：“‘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错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乾·文言》引爻辞，于辞前皆称爻题，言“初九曰”、“九二曰”、“九三曰”、“九四曰”、“九五曰”、“上九曰”。这说明，爻题的形成，最迟应在《系辞》、《文言》成篇之时。张岱年先生《论〈易大传〉的著作年代与哲学思想》一文（《中国哲学》第一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曾通过具体考证，指出《系辞》的基本部分是战国中期的作品，著作年代在老子以后，惠子、庄子以前。刘大钧先生的《周易概论》（齐鲁书社，1988年）和刘大钧、林忠军先生的《周易传文白话解》（齐鲁书社，1993年）总论对此又有证据上的补充，并提出几项证据，认为《文言》早于《系辞》。这些考证能够成立。由此推断，爻题的形成最迟是在战国中期。

    二是晋太康二年出土的战国魏襄王墓中的出土品，《晋书·束皙传》谓“其《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亦谓这些出土品中的“《周易》及《纪年》最为分了。《周易》上下篇，与今正同。”“同”、“正同”，当然也包括爻题相同。如果出土的《周易》上下篇无爻题，决不会简单地说“与《周易》上下经同”、“与今正同”。这说明爻题的形成不晚于或更早于魏襄王之时，亦可说明爻题的形成最晚是在战国中期。

    从公元前513年至战国中期，包括了孔子晚年的时间。《史记·孔子世家》与《汉书·儒林传》皆谓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论语·述而》亦记孔子语：“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孔子晚年热心从事古文献整理工作，对于《周易》进行加工整理也是情理中事，那么爻题很可能便是孔子晚年系定，或者是其弟子据孔子讲述而系于爻辞之上。孔子生于公元前551—479年，其五十岁时约当公元前500年。因此爻题当在此后的孔子晚年或更晚一点的时间内形成。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两点。第一点，爻题在《系辞》、《文言》中都是直接拿来称引，那么便不能简单认为爻题与这两篇或其中某一篇传文同时形成，而不能更早。因此，拙著在论说《周易》爻题最迟形成于战国中期的基础上又进一步上推至公元前500年后的孔子晚年或更晚一点的时间。第二点，据《左传》所记，公元前486年，即哀公九年，宋公伐郑，晋赵鞅卜救郑，阳虎以《周易》筮，他根据《泰》卦第五爻之辞论定伐宋救郑不吉，但记为“遇《泰》 之《需》 ”，而不云“遇《泰》 六五”，说明在孔子晚年阶段内的此时《周易》尚无爻题，既便有了，也尚未传播而公认。

    笔者过去关于《周易》爻题形成时间的推断虽认为是合理的，但当时毕竟没有看到证明战国时《周易》已有爻题的出土实物。2004年初出版发行了《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三辑，其中的战国楚简《周易》确有与今本相同的爻题，从爻题形成时间的下限为笔者过去的看法提供了更为可靠的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