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僧在中国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从宋朝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金朝的院本《唐三藏》、元朝的《唐三藏西天取经》杂剧，到明朝的小说《西游记》，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已经流传了1000多年直到今天。然而许多人并不了解，唐僧就是我国唐朝著名的翻译家、旅行家、三藏高僧——玄奘法师。

    公元640年，41岁的玄奘遍游了包括现今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等五天竺国后，再次回到摩揭陀国伽耶域的那烂陀寺。那烂陀寺是当时印度最高的佛教学府，首座戒贤人师继承了大乘佛教先师龙树、无著、世亲、护法等的学说，精通瑜伽、唯识、因明、声明等学说，是印度当时最杰出的佛学大师。戒贤大师亲自为玄奘开讲《瑜伽论》，历时15个月之久。在那烂陀寺期间，玄奘法师遍览了一切佛教经纶、兼及婆罗门教和各种梵文书籍。由于玄奘法师杰出的才华和僧格，戒贤人师恭请玄奘主持全寺的讲席。按照古印度的习俗，只有精通经律的高僧大德才有资格获此殊荣，而承担全寺的讲席。为此，玄奘法师为全寺僧众开讲《摄大乘论》、《唯识抉择论》等。他论述精微，说理透彻，逻辑严密，且用梵语和印度语开讲，听者踊跃，颇受大小乘论师的欢迎和称道。

    当时，有一个叫师子光的高僧也在寺里主讲过大乘佛教重要经典《中论》和《百论》，而对“瑜伽”学说却又心存偏见并时有非难。对于熟知《中论》和《百论》，又精通《瑜伽论》的玄奘来说．大乘佛教的“瑜伽”和“中观”学说对佛教哲学思想各有发挥，二者殊途同归，并不向背。但是，由于人们不能融会贯通，遂以为二者相互矛盾，就彼此排斥，这是说教传法的错误，而非佛教理论本身的缺点。

    为了调和两个学派之间的矛盾，玄奘法师特意用梵文写了《会宗论三千颂》，其意是告诉人们如何正确地认识这个问题。遗憾的是玄奘的这部重要论著早已遗失，并没有流传下来。

    戒贤大师与僧众看了玄奘的《会宗论三千颂》后，大加赞赏，并把其文书悬挂在寺门向外宣示。师子光看后便愤然离开戒贤和菩提寺。随后，他邀请了一个叫旃陀罗僧轲的东印度学者，一同到那烂陀寺决意与玄奘一辩高低。然而，意想不到的是旃陀罗僧珂在辩论会上，读了玄奘法师写的《会宗论》后，便一言不发，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寺院。

    此时的师子光才感觉到自己的学识和修为远不及中土高僧玄奘法师。谁也没有想到，一年后，师子光再次返回印度著名的佛教大学那烂陀寺，与玄奘法师握手言和、重归于好。

    在印度的历史上，辩论是人们探求真理的一种传统方式，它既神圣而又惨烈，印度的传统文化与哲学思辩精神即是在这种自由的论辩气氛中不断发扬光大的。

    在那烂陀这座印度最高的佛教学府里，玄奘曾多次与不同派别的高僧开宗论辩。有一回，一个顺世派的高僧写了40条教义，高挂在那烂陀寺的门口，宣称：“若能驳倒一条的，甘愿斩首认输”。一连几天，没有人敢应对顺世派学者的论难。

    面对尴尬的局面，玄奘依然接下了高挂的40条教义。他请戒贤大师等人作证，与顺世派高僧进行论辩。双方舌战数日，最后顺世派外道默言不语，表示服输，并请求斩首发落。而玄奘法师则笑着说道： “和尚戒杀生，你既已服输，就做个侍从吧”。从此，这位顺世派高僧成了玄奘的随从弟子，而玄奘后来也向他请教过《破大乘论》中的许多问题，并找出了其中的谬误，写出了他著名的一千六百颂《破恶见论》。

    公元641年的正月，戒日王在曲女城举行了印度佛教史上最大的一次论辩大会。近邻的18国国王，熟悉大小佛教经乘的3000多僧人，婆罗门和其他教派的教徒2000多人，以及那烂陀寺的1000僧侣也参加了辩经大法会：可以说，全印度最著名的学者和高僧都参加了这一空前的佛教盛会。此次大会的中心人物，便是大唐和尚玄奘法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