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宗吾讲得深刻！要论墨家，还得具体一点。墨子思想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讲，其一，他的人际关系的原则是‘兼相爱’、‘周爱人’，即同等地、无差别地爱一切人。墨翟及其门徒都是游侠出身，兼爱思想无非是侠士见义勇为、‘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精神的提炼和延伸。而且，针对当时社会动乱，国与国互相攻打，人与人互相残杀，墨子急于寻找动乱的根源、救世的良方，他说：‘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如果人们兼相爱，‘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则干戈化为玉帛，天下必然太平。这反映了墨子的乌托邦空想！其二，他的生活观是功利，这与‘耻于言利’、斥责问稼问圃为‘小人’行为的孔子相比当然是一大进步，但是，墨子把功利泛化，以功利解释一切，又未免失之偏激。其三，他的政治原则是尚同。墨子及其门徒结成了一个组织严密、能够进行政治军事行动的武士团体，该团体的首领叫‘钜子’，墨子为第一任钜子，他对于所有成员具有决定生死的绝对权威；该团体的组织原则是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绝对服从。可见，墨家实行的是专制主义统治。其四，他的人才观是尚贤。墨子针对当时诸侯大夫重用骨肉之亲而不问德行的做法指出，这是政治混乱的根源；只有‘尚贤、察能、事能’，才是为政之本，所以，应当根据人才能力的大小授予官位，‘可使治国者使治国，可使长官者使长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如果为官不称职，可以‘抑而废之’，使官无常贵，不存在终身制。墨翟的这些想法多么好，可惜只是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实行过，也不可能实行；因为专制人治社会是依赖于官僚的，得罪各级官员意味着覆灭。其五，他主张‘节用’、‘非乐’，反对奢侈享受、美食锦衣，主张‘强力疾作’，反对空谈怠逸，墨子的这些思想看似有理，但实际上都暴露了中华民族的弱点：一味节流，不知开源；执着于实用经验，不擅于理论抽象”。

　　王国维：“并非中国人不擅于理论抽象！伏羲氏‘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始作八卦，这就是对天地万物规律的高度抽象。现在，世界上有不少人在研究‘周易代数学’、‘八卦物理学’，甚至有人认为从《易经》可以推导出现代物理学的所有定律，这就可以省去大部分烦琐的数学，而直接从古老的八卦入手得出科学结论。实际上，现代物理学的‘质朴性理论’就是探讨如何用更简明、更直接的方式推导、验证和理解物理学原理的，这与周易物理学的主张不谋而合。有学者在爱因斯坦四维空间之外，加上‘质’与‘电’共同组成的第五维，提出‘五维宇宙理论’和‘超相对论’，引起较大的反响。他根据五行相生相克原理，运用‘河图’、‘洛书’和八卦，导出了高斯定律、泊洼松方程、麦克斯韦方程等。还有，据史料记载，微积分的发明者莱布尼兹正在潜心研究二进制数学时，忽然收到在中国游历的他的朋友白晋所寄的‘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和‘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给了他很大的启发，于是，二进制数学应运而生。原来，阴阳卦爻实际上是抽象的数学符号。如果把阳爻‘--’当作二进制数1，阴爻‘――’当作二进制数0，那么八卦就正好分别对应于八个二进制数：‘坤’为000，‘震’为001，‘坎’为010，‘兑’为011，‘艮’为100，‘离’为101，‘巽’为110，‘乾’为111，从上可见，古代中国人对数字的认识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怎么能说国人不擅于理论抽象呢？！”

　　鲁迅：“静安兄所说的数学并不是古人的发明，而是现代人附会而成的！它是没落的中国人‘古已有之’心理的新发展。古人只是作了阴阳、五行的简单的象征，没有理论升华。阳爻、阴爻只是分别象征男女生殖器，并不代表1和0；而且，阴阳理论反映了国人的矛盾对立思维方式，好人与坏人、官与民之间无法妥协，没有调和的余地。”

郭沫若：“不要以为外国的东西就都好嘛！别人会骂你崇洋媚外的。西方人也是二元主义者嘛！”
　　鲁迅：“说实话，我觉得很难对中国文化作何批评，人们抱残守缺太久了，以为这就是爱国，动不动给人扣上‘崇洋媚外’、‘卖国’的帽子。我独不解中国人何以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于已成之局那么委屈求全，于初现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

林语堂：“其实中国人并非一味排外，佛教东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悟道之后，于孔雀王朝时佛教在印度曾兴盛一时，但到笈多王朝后便衰落了，其主要原因是佛教的众生平等之主张与印度固有的种姓制度相违背。可是，佛教在中华大地却赢得了大的发展。基本上无神的中国人头一次接受了完整的宗教，后来就再也没有发生这种情况了，基督教、回教都只被少数人所皈依，主体的中国人对之兴趣不大。为什么佛教会在中国绵延不绝呢？我看，一是佛教是多神教，不象景教、回教等一神教有唯一的主神，容易造成冲突，而它不侵犯人们原来的信仰，因此可以和平地传播；特别是，中国基本上是无宗教的国度，一张白纸，正好让佛祖写字。二是佛教中的‘神’即佛、菩萨等只是人的一个高等状态，并非天外神，因此，与中国人‘人间神’的信仰是一致的。三是佛教主张众生平等、悟性，与中国文化也相合。四是佛教利用道家而‘打入’中国。中国文化是儒道互补的：入世的、现实主义的、积极的儒家精神与超世的、理想主义的、相对消极的道家追求相互融合，构筑了中国文化，而道家补结构这一精神庇护所成为与道家类似的佛教渗入中华文化的缓冲地带，这样，佛教不至于与儒家及封建政治相冲突。当然，佛、道也有区别，从目标上来说，佛教追求圆寂、成佛，道家追求天人合一、顺应自然；从手段上来说，佛教要求做到戒、定、慧，道家则只要求做到淡泊、自然；从哲学上来说，佛教是悲观主义，道家是乐观主义，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少有的乐观主义群体。不过，这些区别并不妨碍佛道在避世、超世方面的类似性和相互包容，而且，中国化的佛教禅宗也变成了乐观主义的。从上可见，中国人并不排斥外来文化，只是外来文化要符合中国文化的特性，或者说要把外来文化变得有中国特色，才能为中国人所接受。”

　　鲁迅：“你所说的中国人‘不排斥外来文化’，应当改为‘不排斥比自己弱小的或者与自己没有根本利害冲突的外来文化’；汉唐朝时中国人十分自信，大胆吸收西域文化，可是现在我们所面临的情况完全不同，‘敌强我弱’，而且不仅在物质领域，在精神领域、社会领域也是遇到空前的挑战。许多国人要末拒不接受西方的民主、法治等现代文明成果，要末接受后变了味，成为‘中国特色’的东西。可怜外国事物，一到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里似的，无不失了颜色。中国就是一个大染缸，五千年的积弊使文化腐化变质，非得来一场洗天风雨才能略微荡垢除污，使中华文化得以新生！”

　　周作人：“改造中国文化，从何做起？一场洗天风雨般的文化大革命又有何用？文化是渗入人们的血脉中的，革命并不起作用。在中国关键是要以法制保障人们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从而逐步建立起发展个性、维护人权、尊重自我、民本人道的社会。从传统文化来说，我们要弘扬道家的宽容、自由的精神，摒弃儒家法家的专制霸道和桎梏束缚，而不要笼统地否定整个中华文化”。

　　朱自清：“我主张兼容并包，就像庄子所说的破除‘成心’，‘宽容于物’，‘十日并出’，让各种思想、学术观点并存。可以否定、批判，也可以肯定、赞扬，通过讨论、争论，使问题清晰起来。这对于建立现代中华文明是极其有益的。”
　　陈独秀：“诸位的观点使我受益匪浅，明天再接着讨论中国文化的特点和国民性等问题，谢谢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