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得到解放。至于文化领域，虽然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把它定义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虽然广大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曾满怀着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期盼；虽然有了人民的国家，也就有了使庙堂文化和民间文化统一起来的基本条件。但是，由于封建专制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没有受到应有的批判和清算，潜伏在革命者思想深处的专制主义意识形态便有了彰显的机会。于是，新民主主义的新文化完全丧失了它的反封建的性质，而成为一块纯理论的空招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了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项自由权利，它本应成为新文化得以自由发展的法理基础，但在实际生活中，这些自由权利却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而屡遭抹杀，大行其是的则是新文化应加批判肃清的封建专制主义。如前所说，国民党政府的文化专制主义表现为禁绝一切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解放区成就的文化，其他文化还有一定的自由；新中国的文化政策却正好完全相反，只有被认为是符合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化才有自由，其他一切都在批判、禁绝之列。这个文化政策本身就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却表现了文化专制主义的特征。任何文化形式、理论观念都只有在自由宽松的环境里得到充分表达的机会，相互碰撞、切磋、比较，并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得到证明：哪些是正确的，是真理；哪些是错误的，是谬论；哪些是符合于人民利益、受到群众欢迎的；哪些是违背人民利益，为群众所拒绝的。所以，正确的文化政策应当是允许各种文化形式和各种思想观念都能获得表现自己的机会，而不是只允许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才能存在。毛泽东在1957年二三月间曾说过：“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各种不同意见辩论的结果，就能使真理发现。”（《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90页、第416页）这是对真理规律的深刻而简明的阐述，也是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深刻而简明的阐述，它本身就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遗憾的是，这个真理的第一个违背者竟然是毛泽东本人。他先验地把自己的思想认定为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思想，而排斥、批判一切与他的思想认识不一致的文化形式和思想观点。他根本没有意识到，他那些自以为是符合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思想，虽然其中不乏真理性，但由于封建专制主义的渗透，早已非复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了。更何况在所谓的列宁主义里，又有许多不符合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见解，甚至还带有一些专制主义色彩。因此，毛泽东所坚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方针，实际上是某种马列主义其表而专制主义其里的混合物。或者换一些说法：马列主义为体，专制主义为用；打的旗号是马列主义，实际施行的是专制主义；说的是马列主义，做的是专制主义；等等。举一个例子，毛泽东1956年提出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这是一个符合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方针。但是，当广大知识分子响应他的号召，在党组织动员下开始“鸣放”以后，他却发动了反右派运动，用“专政即独裁的方法，即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58页）去对待他们。毛泽东曾明确地指出：“在内部，压制自由，压制人民对党和政府的错误的批评，压制学术界的自由讨论，是犯罪的行为。”（同上）反右派运动就是这样一种压制批评自由、压制学术自由的“犯罪的行为”。这是典型的文化专制主义。理论和实践脱节，说的和做的脱节，是中国文化专制主义的一大特色。\

　　文化专制主义的另一特色是文化专制主义和政治专制主义的结合，把文化问题政治化，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衡量文化问题，甚至通过政治权力，进行暴力压制。当然，文化专制主义是政治专制主义的延伸，它以政治专制主义为基础，没有政治专制主义就推行不了文化专制主义。而政治专制主义的根源却在于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封建专制主义。因此，也可以说，政治专制主义是文化专制主义的延伸。政治归根到底是对某种更完善的国家制度和社会秩序的追求和探索。它是人们对自身完美和社会完善的文化努力的一部分，是随着国家的出现而产生的文化追求的扩展和延伸。所以文化和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文化专制主义同政治专制主义很难绝对分开。但是，文化同政治毕竟是两个不同的领域，社会愈发展，文化的意识形态化和政治的制度化就愈来愈显著，两者之间的区别也愈来愈鲜明。政治领域的问题可以归结为政治权力的分配和政治制度的变革，它不排斥暴力，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必须求助于暴力；而文化问题主要是意识形态问题，属于精神领域,与暴力没有联系，具有非暴力性。与这种区别相适应，解决文化问题的方法不同于解决政治问题的方法，文化专制主义也有别于政治专制制主义。文化专制主义主要表现为对某些文化形态或理论思想的限制、禁绝，不许它们在报刊上、舞台上或银幕上出现；它以暴力为后盾，借助于政治权力使文化问题政治化，但它本身是非暴力行为。政治专制主义则往往与暴力强制相伴随，凭藉暴力把专制主义强加于人。55万右派分子的绝大多数被送往农村“劳动改造”；胡风的文艺思想被提高到反革命的高度，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批判之后，继之以暴力剥夺，判刑入狱；吴晗、邓拓因他们的《海瑞罢官》和《燕山夜话》而被诬为反革命，面临着暴力镇压的前景，愤而自杀。这些血迹斑斑、令人发指的历史，无时不在向我们陈述文化专制主义和政治专制主义相结合所造成的灾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这种结合的最集中的表现。
　　其实，这种结合早在延安时期就已经有所表现。对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的批判，就已经超出了文化的范围。作为党内知识分子，他们是文化专制主义的最初牺牲品。建国以后，文化专制主义和政治专制主义的对象依然是知识分子。50年代初的思想改造运动，是对广大知识分子施行专制主义的最初尝试。从文化的角度来看，鼓励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主义来批判某些错误的世界观人生观，是无可厚非的。但这种学习和改造应当是完全自愿的、非强制的，是一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运动，参加者是否接受马克思主义应有完全的自由。然而，这场运动从一开始就被赋予政治的意义，政治性的批判检查不断，有些老教授再三检查仍“过不了关”，这就使运动的性质超出了思想和文化的范围。需要指出，宣传马克思主义应当充分展示它的真理性，使人们心悦诚服地接受它。如果是依靠政治力量来把马克思主义强加于人的话，这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亵渎，而且也意味着使马克思主义丧失了原有的真理性而异化为它的对立物。中国知识分子被迫接受的，正是这种异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面貌出现的专制主义，当它定于一尊的时候，中国的文化发展和政治民主都是不可想象的。

　　在文化专制主义和政治专制主义双重压制下，知识分子完全被放在专制对象的地位上。毛泽东在建国前夕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所以，建国初期的思想改造运动还是把知识分子看作人民内部问题。但在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即“三大改造”之后，情况就不同了。知识分子取代资产阶级成了革命的对象、阶级斗争的对象。除了极少数幸运儿被钦点到国家机构领导岗位，聊资点缀外，几乎整个知识分子阶层都逃脱不了挨批挨斗的命运。“虽然不做亏心事，有人敲门也心惊”。什么自由思想，什么个人尊严，什么独立人格，都被政治运动——专制主义的主要运作方式——消解得一干二净。陈寅恪用一句“最是文人不自由”的诗句，道出了文化专制主义的实质。既然知识分子这个肩负文化承传发展的历史使命的社会群体没有什么自由可言，那么文化又怎么能健康发展起来呢？龚自珍的诗句“万马齐喑究可哀”，成了那个年代的极好写照。黄钟大吕绝响，金声玉振不再，剩下的就只有瓦釜雷鸣了。

　　（三）新时期的旧方针
　　▲以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主要内容的思想解放运动被迫中断，使专制主义毫发未损地延续下来，热衷于注释最高指示、吹捧个人的奴隶主义也随之衍生。
　　粉碎四人帮给全国人民带来无比的欢欣和强烈的解放感。人们在庆幸从无比酷烈的专制主义下解放出来的同时，必然会产生清算封建专制主义的要求。于是，一场批判、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势在必行。它从批判“两个凡是”发轫是理所当然的。批判以“两个凡是”为表现形式的个人崇拜，必然引向探索个人崇拜的根源，引向对专制主义的批判和清算，并且带来马克思主义的复兴。批判专制主义同复兴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因为长期以来，专制主义是以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面貌出现的，剥开专制主义的画皮，人们就会对专制统治下推行的社会主义提出疑问，要求弄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划清社会主义同专制主义的界限，恢复被玷污、被扭曲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本来面貌，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复兴，而马克思主义的复兴过程必然同时也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和发展过程。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1979年初的理论务虚会第一阶段，确实在全国范围内营造了一个自由宽松的文化氛围和政治氛围。很多人都对进一步的思想解放怀抱着殷切的期待。非常遗憾的是，这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本来应该创造更自由更宽松的社会条件，为我们带来文化繁荣和马克思主义的复兴，为国家和民族的再度辉煌打下新的基础，但它却在取得初步的成果之后便停止下来。理论务虚会的第二阶段的逻辑发展，应当是深入探讨“两个凡是”的本质，清算封建专制主义。这个趋势在理论务虚会的第一阶段和西单墙的自由论坛便已初现端倪。但它在务虚会的第二阶段刚一开始便戛然而止，未见百花齐放，只有昙花一现。个人崇拜既然得不到充分的揭露批判，清算专制主义就更谈不上了。

　　当然，作为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开端，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理论务虚会的第一阶段是功不可没的，它为改革开放奠下了最初的思想基础。但是，它只停留在对“两个凡是”的批判上，而没有深入揭露“两个凡是”的专制主义本质便告夭折，思想解放运动的不彻底性使专制主义在文化领域和政治领域都毫发未损地延续下来了。这就使新的“凡是”——个人崇拜、唯我独尊、个人专断等专制主义沉渣泛起；它的衍生物，以注释最高指示、吹捧个人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奴隶主义，也得到新的滋养，随之成为日益频繁的文化现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成了一句空洞的、苍白无力的口号，点缀着专制主义再次复苏的历史循环。在这个缺乏自由与宽容的文化氛围和政治氛围里，1979年批判《人妖之间》，1980年批判《天云山传奇》，1981年批判《苦恋》，1983年批判“精神污染”，批判周扬、王若水的异化理论和人道主义，1986年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1988年批判《河殇》，……。近几年来，一些刊登过持不同观点的文章的报刊被查封，遭警告，主持的编辑人员受处分。文化专制主义正变本加厉地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演着。在一花独放、一家独鸣的主旋律的阴影下，滋生着各种各样歌功颂德、诠释上旨、宣扬封建主义和金钱至上、低级趣味、诲淫诲盗的臭花毒草。这些危害社会、荼毒思想，时过境迁便会被人遗忘、最多只能留下笑柄的文化垃圾，堆砌起文化领域和理论领域的虚假繁荣，掩盖着它的落后与贫乏。当然，不可否认，在这个畸形的文化繁荣、理论繁荣的图景里，也有一些闪光的亮点。二十多年来，由于经过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摆脱了笼罩在个人迷信气氛下的种种清规戒律，人们与生俱来的对真善美的追求有了一定的空间，因而也产生过一些有价值的经济理论、学术著作、文艺作品、报告文学、科研成果、技术创新，等等，这些文化结晶保持了中华文化的生机，值得称道。但这些文化成就远远落后于经济改革和生产的迅猛发展。我们至今还没有发现能够被公认为质量超俗、影响深远、富有魅力，值得载入史册、传之后世的文艺精品或理论著作，这同向社会主义迈进的需要是极不相称的。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原因是文化专制主义，它的政策表现是“舆论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