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一词出现较晚，据《辞源》、《辞海》释文化条所引：“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说苑·指武》），“文化内辑，武功外悠”（束皙《补亡诗》），“敷文化以柔远”（南齐王融《曲水诗序》），多从文治教化着眼，从“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引申而来，同现代的文化涵义有所不同。进入近代，文化的涵义随西学传入而扩展，于是便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文化定义。《辞海》所解释的文化有广义狭义之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说的“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都已经为一般大众所接受。其他种种定义，也都有各自的理由和根据。但不论下什么定义，文化所体现的本质是人类对自身和社会的完美完善的追求。我在前面说过，原本用作动词的化，是由此及彼的动态过程。文化就是由比较不完美不完善向比较完美、比较完善的转化，它意味着人类对自身和社会的完美完善的无穷无尽的追求。萧功秦曾指出：不完美是事物的属性（见于上海《社会科学报》2002年4月18日第六版）。与此相对应，人的特性就是追求完美：使不完美的事物趋向完美，使自己更加完美，这就是文化。文化的一切发展都反映了人类自身和社会的进一步完美完善，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永恒的常青不朽的主题。从在身上画一些线条图形的时候开始，我们的祖先由追求自身完美以至追求社会完善的活动和努力从来没有停止过。
　　文化是人类思维的成果，是精神生产的成果。人们正是因为意识到在自己身上画一些线条比原来更好看，才会这样来美化自己。即使是物质生产的成就，也离不开精神因素。任何劳动工具的发明、改良，生产技术的创新，新产品的制作，都离不开脑力劳动，都有精神因素介入。人类迄今为止的所有知识，不论是物质生产的知识，还是精神生产的知识，不论是自然科学的知识，还是社会科学的知识，都是文化发展的结晶，从天文、数学、哲学、医学到化学、物理、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等等等，都是人类为了追求自身的美好生活和完善的社会秩序所作的探索的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来，追求真理也就是为了追求完美的人生和完善的社会，求真是为了求善求美。所以，我们也可以把文化简单地概括为对真善美的追求。
　　有人在文章中说：“文学的特性是审美”，“文学从根本上讲是审美活动”，“是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说得很好。其实，不止是文学，一切文化形态的东西都同审美有关。经济活动和物质生产固然是为生活更加美好、更加充实，而所有精神生产,如制度建设、治国之道的探索，人性和天道、人道的研究，等等，也都是围绕着对美好人生和完善社会的追求。如西周开国时周公制礼作乐，确立一系列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就是为了建立一种完善的社会秩序，以保障统治者和居民的有序生活。孟子、荀子探讨人性善恶，是为了根据人的本质特点去塑造完美的人格，使社会生活更趋合理、更趋完善。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正是先哲对从追求自身完美到追求完善社会的规律性概括。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留下来了很多有关道德伦理和文治教化的理论，不论是礼治、法治、德治，还是仁义为治、无为而治，不论是他们著述的伦理观念还是理论体系，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寻求和确立更完善更合理的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他们研究天道、人道，究天人之际，则是为了发现天道的秘密，即发现自然规律来改善人间社会。所谓“顺天者昌，逆天者亡”虽然包含了迷信的成份，但也点明了一个颠朴不破的真理：顺天，即适应自然规律，就可以实现社会昌盛。《周易·革卦》就有“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记载。荀子在《天论》里说的也有这个意思：“大天而畏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制天命而用之于人间社会，就是为了社会进步。开创了近代文明先河的欧洲三大革命――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德国的宗教改革、法国的启蒙运动，以及近现代的经济学说、政治学说的各种理论体系，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莫不是为了批判以至摧毁那些违反人性、阻碍社会发展的不合理不完善的社会制度，寻求人性的解放和建立更合理、更完善的社会制度、社会秩序。这正是社会文化的本质所在。所以，当我们讨论文化问题的时候，不妨撇开种种文化定义的困扰，从文化的这个本质着眼，也许可以获得更深刻、更准确的理解。
　　（二）文化与自由
　　▲“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文化不但是人类追求真善美的表现和成果，而且也是争取自由的结晶。文化发展的最高境界是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文化改革的目标就是实现人民追求自身完美和社会完善的自由。
　　人类脱离动物界有两个标志，一是生产劳动，二是社会形成。这个转化过程至少经历了上百万年。与这个过程相适应，是人类从动物的求生本能到追求完美生活的思维的进化。它是人类从自为到自由的长途跋涉的发端，也意味着文化追求的开始。恩格斯说得好：“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马恩全集》第20卷第126页）我们的祖先从“茹毛饮血”、“穴居野处”“共饥其饥，共寒其寒”，到“钻木取火，炮生为熟”，“伐木构材，筑作宫室”，“制衣裳”、“作杵臼”，直到今天的高楼广厦、电力器具、核能利用、电脑网络以及种种科学发现、文艺创作、理论创新等等，都表现了人类迈向自由的步伐，也是社会文化成果的积累。文化，不但是人类追求自身完美和社会完善的表现和成果，也是争取自由的结晶。文化发展的最高境界，就我们目前所能达到的认识水平来说，是“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马恩全集》第２３卷第649页），它同时也是社会发展的最高境界。作为共产主义者，我们所追求的社会目标和文化目标就是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所谓发展，最终都可以归结为对自身完美和社会完善的追求，对真善美的追求。在现阶段，坚持文化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就是要把实现追求自身完美和社会完善的自由，作为文化改革的根本目标。
　　几千年的历史表明，文化与自由同步发展。同时，文化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的自由度，而社会的自由度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政权的干预度。国家出现于阶级形成之后，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总是力图把文化纳入符合于本阶级利益的轨道。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里曾指出：国家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它的作用在于把因不同经济利益而产生的矛盾和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内（见《马恩全集》第21卷第194页）。文化发展当然也包括在这个秩序之内。自从国家产生以来，探求完善的国家制度和社会秩序便成为一切思想家政治家穷思竭虑、孜孜以求的目标。周公制礼作乐、孔孟之道，都是为了建立并巩固符合于统治阶级利益的社会秩序。司马迁说得很清楚：“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在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史记·太史公自序》）这就是说，诸子百家都在探究治国之道，只不过是研究的角度不同、详略各异罢了。正因为如此，我国文化发展的主流自有国家时起便是庙堂文化。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马恩全集》第３卷第５２页）的道理。但是，统治阶级的统治也是有时紧有时松的，当政治统治比较严酷的时候，文化发展的自由度就比较小；而在政治统治有所放松的时候，社会自由度较大，文化便有比较宽阔的发展余地。春秋战国时代，各国统治者忙于争霸称雄，无暇干扰文化发展，于是出现百家争鸣的大好局面，诸子百家各申已说，促成了文化的空前繁荣，为我们留下了无比丰富的文化遗产。“五四”时代，各派军阀热衷于夺权争地盘，给新文化运动留出了广阔的空间，形成了蓬蓬勃勃的思想解放运动，开创了文化发展的新局面。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秦始皇焚书坑儒，“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这种高度集中统一的专制主义的文化政策，摧毁了大量文化成果，造成中华文化史上的一大劫难，汉武帝为适应专制统治的需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堵塞了学术文化普遍繁荣的道路。清朝的康雍乾三代虽号称盛世，但大兴文字狱，中断了明末清初的学术繁荣的延续，迫使学人士子转入故纸堆，训诂考据之学大兴，而思想理论的创新却归于寂灭。我们固然不能否认乾嘉学派的文化成就，但那毕竟是畸形的文化现象。
　　20世纪的前后两个50年，也可以为我们提供社会自由度同文化发展的密切关系的鲜明例证。戊戌政变虽然失败，但改革的思潮却方兴未艾。君主立宪还是民主革命，保皇派和民主派争论不休。辛亥革命前后，西学东渐，各种思潮纷起，新观点、新理论的汇聚、撞击，导致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勃兴。这是一个文化自由发展的伟大时期，也是一个思想解放的伟大运动。可以说，20年代到40年代的一切文化成就，都是由五四运动发端的。虽然国共内战、抗日战争造成了国内的种种混乱，严重地阻滞了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虽然蒋介石推行“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路线，但是，他的文化专制主要在于禁绝宣传共产主义的言论和解放区的成就，以及与此有关的文化活动，此外并不禁止。这就为民族文化的发展留下了一线生机，并且在文学、艺术及学术诸领域造就了一批独领风骚的文化大师。正是这些大师，在后半世纪的大陆及香港、台湾两地维系了中华文化的命脉。

　　与20世纪前半世纪民间文化的繁荣相对照，20世纪后半世纪则展现了庙堂文化兴盛而民间文化凋零的局面。70年末期以后虽有显著的转变，但阻碍文化发展的问题仍然严重存在。这一点我将在下面展开进一步的论述。

　　▲国家的出现，使文化分裂为庙堂文化和民间文化。建国以后，庙堂文化大行其道，民间文化却萎缩不堪。没有文化自由的社会环境，很难培育出优秀的文化成果。
　　前曾指出：国家出现之后，必然要将文化纳入国家政治秩序的轨道，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这样一来，就必然会使国家和文化处于一种尖锐的矛盾之中。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开放性、多元性，同国家对文化的垄断是不相容的。矛盾冲突的结果，就使文化分裂为二：一是完全为统治者服务的庙堂文化，即官方文化；一是国家没有可能纳入国家体系、仍保持其原有特性的民间文化，即大众文化。

　　在文化被纳入国家体系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以从事文化活动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如古代专司卜筮祭祀的“祝”、“巫”，负责记言纪事的“史”等。他们在传承着知识的同时，也拓展着文化知识领域，这就是庙堂文化。与庙堂文化相对应，人民群众以歌谣、舞蹈、绘画、雕刻、打击乐等文化形式，充实和美化自己的生活。就象个体经济生存于占主体地位的经济形式的夹缝中一样，民间文化也在占统治地位的庙堂文化的空隙里，充分利用了可能发展的机会。随着国家的发展，庙堂文化更形丰富，知识分子的队伍日益扩大，以致超出了庙堂文化的需要，于是他们走出庙堂，使民间文化得到不断的发展。在庙堂文化和民间文化之间，存在着某种相互渗透、相互排斥的现象。如春秋时代礼崩乐坏，王纲解纽，私人讲学，处士横议，知识分子从庙堂流向民间，“学在民间”，这表现了庙堂文化向民间文化渗透、转化；民歌、民谣被官方采风收集，成为庙堂音乐，这是民间文化向庙堂文化渗透、转化。《汉书?食货志》有一处生动有趣的记录：“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这大概就是“诗三百”的主要来源。《诗经》内容既包括雅、颂之类的宫廷乐，也包括各地的民歌、民谣，是一部集庙堂文化和民间文化于一体的诗歌总集。但孔子采集庙堂和民间的诗歌，不是作为官吏的应命之作，而是作为学者的文化行为，所以它本来属于民间文化。后来被官方确定为儒家经典，列入士人必须诵读的《五经》、《十三经》，便成为庙堂文化了。

　　庙堂文化虽然由于它的“国有”性而占据有利地位，但它立足于国家利益，为统治者服务，所以一般都僵化苍白，缺乏生命力，往往经不起时间的检验。只有那些来源于民间文化，或确实符合于民族利益和文化发展需要的庙堂文化，才得以流传久远。而民间文化则由于植根社会，有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活基础，因而总是比庙堂文化丰满充实而有生命力。但是，由于民间文化反映着社会的方方面面，其中必然会有一些不符合甚至有害于统治者的利益的文化产品，以致引起统治者的干涉。他们甚至利用政治权力禁绝、摧残民间文化。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开始，历朝历代都不乏禁书禁学的事例，有的士子学人甚至因此贾祸，家破人亡。维护庙堂文化，排斥民间文化，这几乎是一切统治者的通例。但是，即使如此，也不能抹杀民间文化在整个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一个社会的文化是否发达兴旺，主要不是看宫廷提倡的庙堂文化，而是要看扎根于社会大众的民间文化。历史上文化进步最显著的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讨论，基本上都属于民间文化。有些后来转化为庙堂文化，是社会变迁的结果。尽管如此，由于它来源于民间文化，仍不失其文化历史价值，西汉被定于一尊的儒家文化就是一个显著的例证。即使是同一个人的创作，也会因其创作的庙堂性和民间性而具有不同的文化价值。如杜甫的一些应诏而作的宫廷诗和为拍马而写的谄媚诗，今天已没有多少价值；而他在经历了“国破山河在”的颠沛流离之后创作的很多反映民间疾苦的诗篇，则使他名垂千古。

　　建国以后的文化发展更明显地展现了这个特点。几十年来，遵命文化大行其道，民间文化却萎缩不堪。谄媚逢迎的作品绵绵不绝，充塞了报刊书籍的版面，抒发自己独立见解的言论、文章和文艺作品，却往往因文获罪。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看，那些歌颂大跃进、歌颂人民公社、歌颂文化大革命，以及批判胡风马寅初、批判右派分子、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文章、诗歌、漫画、小说，当年铺天盖地，汪洋恣肆，而今安在哉！而最有价值的，恰恰是那些埋头民间的创作。顾准在被踩在社会最底层的艰难岁月里，写下了象《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希腊城邦制度》等这样一些足以辉耀后世的著述。其他如《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马寅初的人口论、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和他坚持的“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精神”，以至梁漱溟在文革时发出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的吼声，等等，这些虽然只是那个年代的凤毛麟角，却也表现了民间文化的顽强生命力和知识分子的人格精神。当然，民间文化在那个时期毕竟处于极不正常的消沉状态，这不止是文化专制主义统制的结果，更重要的原因是政治专制主义对文化领域的渗透，消除了民间文化得以产生发育的基本条件。从思想改造到反胡风、反右派，报刊、出版、舞台都已成为庙堂文化的领地，民间文化的发育条件几乎被铲除殆尽，没有文化自由的社会环境，已经很难培育出优秀的文化成果了。作为文化传承者的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人格尊严扫地以尽。这些知识分子中的精英，本应成为新中国独领风骚的文化旗手，但结果却都没有能担负起历史所赋予他们的文化使命。有少数因缘际会，跻身庙堂，锐气褪尽，不得不从事应命即景、毫无价值的庙堂文化；更多的知识分子则被打成胡风分子、右派分子或戴上其它各种各样的政治帽子，在文化专制主义和政治专制主义的双重权力的打击下被推入社会最底层。他们从事文化事业的权利被剥夺，在繁重的体力劳动和无处不在的政治歧视下，身心遭受严重摧残。至于一些侥幸免于获“罪”的知识分子，也由于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都免不了要挨批判、作检查而成了惊弓之鸟，小心翼翼，临深履薄，不敢越雷池一步，以求自保。在这种情况下，民间文化的凋零就不可避免了。尽管如此，由于人民对完美生活的追求从来没有停止过，因而民间文化的传承仍然不绝如缕。另一方面，国家的文化政策也有一些是与人民的追求相一致、符合于社会对文化的发展需求的，也推动了文化的发展。特别是一些与政治距离较远、对专制主义威胁不大的领域，在庙堂文化和民间文化之间，还存在着容许文化发展的相当宽阔的中间地带，例如考古、京剧、绘画、音乐、工艺美术、医药学及其它自然科学，都有着显著的成就；以革命历史为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很多都获得了广大人民的喜爱；已被纳入庙堂体系的高等教育和研究机构，也培育出不少人才。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更是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开放的庙堂文化的奇葩，它将在我国文化发展史上留下辉煌的印记。

　　可见，对国家干预和庙堂文化都不能一概否定，问题在于国家怎样干预，庙堂文化有没有社会价值。例如《尚书》就是庙堂文化，却有着无可比拟的价值；《诗经》、《论语》由民间文化转变为庙堂文化，丝毫也没有减弱其光彩；至于历史科学，几乎全部正史都是庙堂文化，其价值也可谓永恒不朽。战国时齐国的稷下学宫为来自各国民间的学者提供了发展文化学术的优越条件，一时掀起文化高潮，至今传为美谈。秦始皇的相父吕不韦和西汉淮南王刘安都曾邀集诸子各家各派来编辑文集，留下了《吕氏春秋》、《淮南子》这两部宝贵的文化遗产。这就表明，当国家采取符合于文化发展的文化政策，或者是以民间文化为渊源，就能推进社会文化的发展。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稷下学宫的主持者和吕不韦、刘安都是采取了让各学派百家争鸣、各抒已见的方针，对来自民间的各家各派学者兼容并包、兼收并蓄，这才有稷下学派的佳话和《吕氏春秋》、《淮南子》的流传。如果齐国君主和吕不韦、刘安只是推崇一派，定于一尊，排斥民间学者，就不会有那么丰硕的文化遗产留给我们了。这个例子，对于我们探讨国家干预文化应放在什么样的“度”上，应该是很有启发的。

　　▲建国以来的文化专制主义，压制了文化发展的自由。文化专制主义和政治专制主义相结合，造成了万马齐喑、瓦釜雷鸣的可悲局面。
　　为了更好地探讨国家对文化的最佳干预度，以便认清文化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有必要对建国以来的文化发展的经验教训，作一些简单的回顾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