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王 娜 叶建国、实习记者 顾喜梅

    “这些‘不好听的话’也就是我和江涌一直在说。”11月14日下午，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对本报记者说。

    一个月前，江涌抛出的“部门利益膨胀说”引发热议(相关报道见本报2006年10月16日头版《“解决部门利益膨胀具有现实性”》)，而周天勇更是一向被看成屡放“盛世危言”的经济学家。

    周天勇说，他一直呼吁取消行政事业性执法收费及其机构，因为这种限制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的体制，使创业和经营、乃至就业环境不断地恶化。

    周天勇认为，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行政执法和司法机构的改革是解决一系列经济风险的关键”。

    六中全会已经明确提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事项，简化办事程序，创新管理制度。周天勇坚信，解决部门利益问题寄望于明年。

    不是算多了而是算少了

    《21世纪》：您曾经多次撰文指出在行政执法和司法上部门利益膨胀带来的危害，并且估算出各级政府部门每年收费总收入约为8000亿元，这个数字也多次被引用。请问，您提出这个数据的依据是什么？

    周天勇：最初发布这个数据确实是我的估算，也引发了很多质疑。但是《2005年中国经济普查年鉴》发表后，谁都不声讨我了。因为年鉴中显示，2004年，我国的工商、质监、城管、消防、交通等等政府部门年收费达9367.67亿，加上检察院和法院所收的356亿，共计高达9723.67亿。可见，我不是算多了，而是算少了。

    严重的是，这些收入绝大部分都没有进入财政预算，50%左右没有进入预算外资金的管理。相当多的收费来自于个体户和企业，而且脱离了人民的监督。据我推测，2005年全国行政执法和司法部门收费将达到12500亿左右。

    不仅收费规模庞大，收费机构也越来越多，没有多少政府的机构不收费，有的城市中执法收费和罚款的机构多达30几个，这些执法机构存在的重要目的就是为了罚款。

    《21世纪》：部门利益膨胀、处罚部门增多除了增加经济运营成本外，还有哪些危害？

    周天勇：这种限制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的战略、体制，使创业和经营、乃至就业环境恶化，直接影响就是导致个体工商户和微型及中小企业大量破产。

    我曾经引用张厚义主编的《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中的数据，1999年个体工商户为3160万户；到2004年就减少了810万户，平均年减少128万户。而注册法人企业关闭与新增相抵后，同期只增加了62.2万家。这意味着，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大国每年仅增加10万家法人企业，如果平均吸收20人就业，年平均解决的就业只有200万人。

    国家工商总局自己公开发布的数据是，2004年企业数为380万，2005年企业数为350万，1年减少了30万。私营企业的平均规模是19人，减少30万个企业，就是减少了570万个就业机会。

    这就是经济高速增长，就业机会却逐年减少的症结所在。这是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发展和稳定最大的危害。

    《21世纪》：2005年8月，郑州市商务局等单位曾经对郑州的投资环境以及法制建设进行调查研究，结果显示，2005年郑州企业用于与政府打交道的非正常费用支出几乎比2004年翻了一番，这个案例说明了什么？

    周天勇：这是我国行政审批程序繁复所造成的直接影响，也是部门利益膨胀所造成的第三个危害。如果一个政府制定规则管理社会秩序，又收取费用，这种环境下很容易孳生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