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消费不足问题非一日之功

    事实上，无论问题是来自于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还是来自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不平衡，最终要解决消费不足问题非一日之功已成为市场的共识。

    “在中国目前工业化的过程当中，对消费寄予过高的期望也是不现实的，这只能是一个长远的任务。”秦军表示。

    高善文也指出，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并不是中国单独面对的问题，西欧、北美也都如此，劳动者的收入增速赶不上经济的增长速度，“这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现象”。

    而因为驱动整个国民收入格局的力量是一些非常基本的经济力量，因此在短期内进行干预和调整是比较困难的，必须有赖于长期的努力。

    对此，高路易的观点是，解决消费比例不足的关键在于提高居民的收入在经济中的比例。

    高善文的建议则更为具体，他认为，既然资本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的占比在上升，那么就可以考虑让劳动者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资本家，使他们通过资本收入的来源，分享经济的增长。“这一思路可以通过让劳动者持有更多的股权、股票来实现，让他们既是劳动者，又是投资者”。这一思路事实上已经在中国目前股市节节高的走势情况中有所体现。

    此外，世行在报告中还提到了其他的建议，即刺激消费可以从增加政府对社会保障的支出、提高资本配置效率、降低经济对投资的依赖等方面着手。

    调控之辩

    放在助力经济增长这一大格局中，解决消费的问题并不是孤立的，它与另外两驾马车的动力有着强烈的互动关系。

    高路易表示，第三季度中国内需增长放缓，主要是因为在采取宏观紧缩政策使投资受到抑制之后，以投资为中心的内需增长放缓。

    而内需增长放缓的部分又被净出口的大幅增长所弥补，反映在数据上，就是大大超出进口增速的出口速度。今年10月份，我国外贸顺差达到了238亿美元，这一数字比9月份的153亿美元增长了26.6％。

    世行在报告中明确表示，“短期的宏观经济失衡主要是在外部经济方面，即大幅上升的贸易盈余”。报告认为，在消费增长速度不上升的情况下，投资增长率的下降可能导致贸易盈余的进一步扩大，因此，“似乎没有必要在现有政策的基础上出台进一步的宏观紧缩政策”。

    高善文同意这一观点，他认为，目前中国的投资增速固然不低，但是投资的回报率同样高居不下，这就说明投资规模的高企是有一定道理的。政府采取严厉的政策打压投资，非但不会让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得到改善，反而会使资源供给短缺，从而使高资产价格长期得到维持。

    同时，从投资增速的绝对数据来衡量投资也是有片面的。他认为，与上世纪90年代相比，现在投资的增长速度确实增加了很多，但是投资增速的波动平台也较以前上升了许多，这一数据的合理中轴已经提高了，因此仅从20％、30％这样的数据来判断经济过热，证据并不充分。

    “如果没有配套的扩大消费的措施，进一步出台新的宏观紧缩的重大措施不甚合适。”世行表示。(记者 秦媛娜 实习生 李春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