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职业收入差距：企业的经营职位和一般职位间的收入差距普遍在20倍以上。拉开经营职位与一般职位的收入差距，曾经是工资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旨在通过合理实现劳动力价值，激励不同职位员工积极性，为企业做贡献。然而，这种差距一旦拉开而没有限制机制，大有乘上过山车之势，两者差距加速分裂。这20倍的差距，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对于一个有着如此庞大人口基数的国家来说， 实在令人忧心忡忡。当然，我这里主要是对总量上的20倍深表异议，个别地说，某个企业的老总，他的收入如果与他对所领导公司的实际贡献结合起来考量，差距有多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对企业带来的丰厚利益以及由此给每个员工带来的利益，是不是与他拿到的收入相符。据我所知，香港的公司内部收入差距曾被人 形容为“天壤之别”。相同的单位，不同的职位收入差别通常也不过大到10多倍；但是，在不同的单位，相同的职位的人收入差距不会超过10%。可见，国内的这20倍暗藏着多少不公平的因素。

　　第五，财富分布：财富多的人（占城市居民的10％）占有全部城市财富的45％；财富少的人（占城市居民的10％）占有全部城市财富的1.4％。这就是过去人们常说的，少数人掌握了绝大多数财富，多数人却掌握着少数财富。在我看来，从我国财富在人群中的这种分布态势来看，已经到了必须引起各界特别是高管层重视与 警戒的严重地步。问题的严重性不止于此，我们的收入差距，是建立在一个庞大的贫困人口基础之上的。有两种收入差距拉大的经济现象，一种是建立在普遍小康基础上的，如香港地区；一种是建立在贫困人口基础上的，如中国大陆。不可否认，经过20多年来的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我国在扶贫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全国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30%下降到3%。但按照中国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来看，贫困人口界定的标准也要与时俱进。因为按人均收入一天一美元的国际通行标准和购买力评价折算 （中国的贫困线实际为年收入924元人民币），那么，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当有7580万人。如按世界银行贫困标准测算，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却有2亿人之巨。财富在这种背景下的不均分布，无疑既不和谐，更不安全。

　　第六，财政分配、劳动分配：国家财政收入：2000年：1.3万亿元；2004年：2.6万亿元。工资占GDP的比例：1989年占16％；2003年占12％。这里有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是，劳动者薪酬的增长，是否要与经济增长大体同步的问题。从抽象的理论分析，如果我们把劳动者的薪酬理解为劳动力价值的实现，这两者无疑是应该同步的。但是，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它经济增长的初期，积累增长快于收入增长，也是可以理解的；从微观企业来说，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不仅员工工资收入偏低，资本家本身的消费也会大为节制。为什么有那么多资本家发家时期的“节约佳话”， 概因此而来。在我看来，对于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现状而言，尽管国家财政收入在四年间翻了一番，而工资在GDP中所占比例反而下降了两个百分点，这让每个老百姓难以理解，但问题的要害在于，收入在国民中的分配出现的问题更为有害，更对经济发展具有破坏力。因而，我不认为这组数据本身能反映出多少的分配不公来。

　　应该说，中国作为一个从公有制计划经济的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对两极分化是十分重视的。从改革以来出台的各项政策，以及我们的经济发展理念来说，为遏制贫富差距的加大也尽了力。特别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其内涵汲取了学者们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对于广大老百姓的经济收入十分关注。而反观世界形势，我们甚至还有一份欣慰。据前些年联合国开发署一份调查报告称：“二百名最富有的人的资产超过世界总人口百分之四十一的人收入的总和。过去四年，这二百名富翁身家增加了两倍，达逾一万亿美元，相反地，每日依然入息少於一美元的穷人，仍维持十三亿人。”[4]

　　但是，就目前我国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收入差距现象而言，人们的担心、批评、甚至愤懑是有理由的。不是所有的花朵都同样幸运，只有玫瑰获得爱情的象征；不是所有的人在改革中都得到丰厚收益，只有富人吃上了“黄金果”。我们应该也必须反思，我们应该也必须行动，为着两极分化的肆意演绎！

　　从以上六项数据分析结果来看，我国经济生活中的收入差距存在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我们正在两极分化的快车道上奔跑，这一方向与构建和谐经济社会是相背的。管理智慧必须对此作出及时而有效的、长期而持续的、既顾及富人更 倾注穷人的调整。是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