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生产力增长而言，过去的10年是美国经历过的最辉煌的时光之一。但是，占经济总量20%的公共领域却似乎被抛在了后面。虽然政府在管理改革方面的努力不胜枚举，但是公共领域的生产力却似乎没能像私人领域那样得到快速的增长。这实属不应当！公共和私人领域之间虽然存在着重要的差异，但政府承担着众多的拨款、采购、财产管理、客户服务及其他职能，而这些都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有利条件。

    公共和私人领域生产力的差距究竟有多大？我们无法确定。然而，我们的分析显示，1987年以前，政府尚能与私人部门并驾齐驱，二者的差距从1987年开始显现，并在此后的7年里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即便1994年之后的统计数据缺失，我们认为这一差距仍在不断拉大。

    公共部门生产力低下发生的时间简直不能再糟了。目前，美国人一方面意欲限制政府的支出，一方面又希望国土更安全、边境管理更完善、灾难准备更充分、医疗价格更低、公共教育更好，并且能在进行国际贸易时得到额外帮助。这些需求和我们当前的预算赤字以及不愿更多缴税的自然反应格格不入。一言以蔽之，我们陷入了生产力增长怪圈：我们期望更多的产出，却不愿投入更多。

    在我们麦肯锡公司近期发表的白皮书《美国政府如何才能应对生产力挑战》（How Can American Government Meet Its Productivity Challenge）中，受私人部门经验教训的启发，我们描绘了一份解决方案。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对各国生产力发展的研究已经持续了15年多，我们的研究显示，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的激烈竞争是推进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催化剂。它促使公司经理们改善经营状况，并令创新得以在产业部门中迅速扩散开来。

    政府也是一个有结构有管理的产业部门，在它的“公司”（政府机构）里，结构的设置和管理的方式可以孕育、也可以扼杀生产力的增长。其中国会议员和总统以及各州立法官员和州长拥有足够的手段可以促进公共机构的改善。

    其中，最自然的一个手段就是预算审批程序。但现实是，在华盛顿和许多州政府所在地，业绩仍然只是预算决策过程中的次要因素。国会议员为自己代表的地区或自己热衷的事业而争抢，政府机构私下里也承认，预算就是你所能得到的，而不是你需要的或应该得到的。但当政府的所作所为，或者无所作为被置于众目睽睽之下时（我们都目击了政府在飓风“卡特里娜”过后的迟钝反映），所有人都会采取行动。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需要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去解决政府项目运行的透明度问题。只有这种方式能促使国会向政府机构施加压力，改进其表现。首先，政府应该继续对公共生产力进行测评，并设定生产力增长的全国性目标，使每个人都有责在身。然后，政界应该创立一个被我们称为“政星”（Gov-star）的机构，其模式就像基金评级机构晨星公司（Morningstar Inc.）,作用是对政府项目的运行情况提供完全独立的评价；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建立可进行比较的项目数据，包括项目之间、政府机构之间以及和私人部门之间的对比数据；并使拨款者和公众更加清楚地了解这些数据及其含义。

    但在政府内部，只施加压力、不给与支持的做法会导致士气低落、业绩下滑。有鉴于此，我们还需要采取关键性的转变措施：允许政府机构把节余资金转投向最重要的项目；在公共机构引入首席运营官，以个人在政府机构或者大公司的管理经验为基础进行任命；在行政管理和预算局（Office of Management & Budget）设立由管理专家组成的特别小组，向落后的政府机构提供帮助。

    这是一项规模庞大的行动。但是如果我们希望政府能做得更多更好的话，就应该严肃对待公共管理和公共生产力的问题。否则，将来公民对政府提高效率的要求会被置之一旁。

    作者： 南希·克勒夫（Nancy Killefer），麦肯锡公司资深合伙人，曾任主持管理的助理财务部长；伦尼·门敦卡（Lenny Mendonca），麦肯锡全球研究院资深合伙人兼主席
    翻译： 一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