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农民就该是优胜劣汰的产物吗？

　　似乎在我们今天这个崇尚物欲、讲究务实的年代，没人会再想起青年马克思17岁时写下的中学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也没人能再脱口而出地背诵出那激昂的如诗一般的句子：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幸福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所压倒，因为这是为人类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是默默的，但她将永恒地存在，并发挥作用。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不是吗？尽管今天我们的媒体很喜欢没有针对性地大谈倡导主流价值观，但在面对青年个人的职业选择时，有些人立刻想到的是：这是个人自由的选择，多元价值观的时代，当然是多元的职业选择。其潜台词是：在市场经济时代，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谁不想谋一份回报最高的职业呢？所以，如果有调查说(在上海)有99%的人不想当工人，(在江苏)740人报名竞争一个科办员的名额，那又有什么稀奇？优胜劣汰嘛！

　　这种貌似符合“社会有其内在运行规律”的“阶梯理论”的看法，我不能同意。当我们走向信息化、高科技的时代，一个社会最基础的劳动者——工人、农民就该是优胜劣汰的产物吗？任何一个现代化的社会都离不开分工协作，如果一个社会除了高水平的领导者、高智商的科学家、高学历的白领，只有低技能的工人、低水平的农民、低学历的劳动者，试问：这样的社会结构可能通过科技创新来改变中国吗？一个社会犹如一个乐队，音乐指挥只能有一个，而演奏者是大多数，如果人人都想当指挥家，他指挥谁呢？其实，不管是指挥者还是演奏者，都是一个乐队里不可或缺的角色，并且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成为杰出的艺术家，而只有这个乐队全体成员的整体知识结构、技术水平大体一致时，才可能演奏出雄壮的交响曲。同理，在高科技时代的社会里，即便有科学家研究出尖端的科研成果，靠谁来转化推广为大规模的生产？即便有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提出令人鼓舞的社会改革方案，靠谁来具体实施推广呢？如果这个社会的基础——广大的工人、农民都是优胜劣汰下来的产物，中国的现代化有可能实现吗？

　　毋庸讳言，对于今天的青年人而言，选择职业的确是一件很个人的事，每个人都有择业的自由。应该说，无论选择什么职业，只要是“最能为人类幸福而劳动的职业”都是无可非议的。问题是现在面对“99%的人不想当工人”这个现象，我们该怎么看？视而不见？听其自然？无所谓对与错？这种现象的出现有利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吗？有利于青年人的成长吗？

　　虽说今天不可能让多数人都具有青年马克思那样的胸怀，但因为你并不生活在真空之中，所以你的职业选择也不能不考虑社会的需求，只有这样你才能做出理性的选择，你择业的路才不会越走越窄。因为说到底，个人的成功之路毕竟是和整个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的。

　　其实，那种以为在中国迈向创新时代的今天，普通劳动者、广大的工人、农民不过都是低学历、低水平、低技能群体的看法，才是真正落伍的、陈腐的传统观念！正像中科院院士、中科大校长朱清时曾说过的，一个国家、一个社会需要多种多样的人才，既要有一流的科学家、教授、政治家等，更要有高素质的工人、厨师、飞机驾驶员等技能型人才。一个社会，白领多了，未必就是好事；推动社会进步的，恰恰是蓝领阶层的崛起和扩大。

　　让蓝领成为我们的国家经济英雄

　　根据一项对上海4000户家庭的入户调查，仅有1%的人愿意做工人；人才就业意向根据频率高低依次为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垄断性企业、金融保险和竞争性企业等。有人说是“官本位”的误导造成蓝领短缺，但我更认为，整个社会观念中的误解、歧视和冷淡也是重要原因。

　　现在提到“工人”的称呼，还有多少人能像时传祥当年被刘少奇接见一样无比自豪呢？一个掏粪工人能受到国家主席的接见，这不仅是一种观念认同，更是对“劳动光荣”的社会价值观的弘扬。

　　有人说现在需要的是科技密集型行业和产业了，似乎体力劳动者过时了。然而，就是在今天，菲律宾的蓝领照样受到世界青睐。据报道，“菲律宾2005年海外劳工汇款达108亿美元”。“菲律宾有800多万海外劳工在世界各地工作，占全国人口的10%，一个海外劳工养活着5名家乡的亲人”。这种情况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与整个劳动观念和就业观念关系很大。“菲律宾历任总统十分重视和关心海外劳工，前总统阿基诺夫人称海外劳工是菲“国家经济英雄”，前总统拉莫斯称海外劳工是“新的国家英雄”，阿罗约总统曾亲自去机场迎接返乡的海外劳工。从1995年开始菲政府将每年的6月7日定为“海外劳工日”，每到圣诞节菲政府还在机场为他们铺上欢迎回国的红地毯”。

　　然而，看看我们对于蓝领阶层的社会认同，只是口头上说“劳动光荣”，技工的社会待遇、社会福利和培养机制一直就处于不尽如人意的状态。我们口口声声重视技工，而各级政府对于技工学校的教育投入一直就非常薄弱，企业口头上重视技工，也不愿为技工承担培养责任和义务(而在日本，每个企业都会为技工的培训承担经济责任)。特别是在我们的社会里，蓝领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都不高，家长们自然不愿让自己的孩子从事蓝领行业。

　　如果我们的蓝领，也能像摩洛哥园丁、南美农工、东欧油漆工一样形成就业品牌，成为我们的“国家经济英雄”，何愁蓝领无人追捧呢？

　　还是让不想当工人农民的人自由选择好

　　不久前，上海一民调机构采取入户访问的方式进行抽样调查，从中获知，99%的人不想当工人。类似社会调查有人对农村学生进行过，所获结果同样是绝大多数人不想当农民。诸如此类的调查结果每每见诸媒体，总能博得“社会人士”的颇多感慨和忧虑。笔者认为，关注可以，担心多余，批评不必。

　　关注可以。因为这个调查结果有一定的信息量，对于我们的判断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我觉得更有意义的是这个调查结果提醒我们的社会，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必须把优化社会机制作为首要任务来完成。即力争在不远的将来使社会更开放，更宽容，更有利于人员的流动，实现人力资源的最佳配置；即让每一个阶层的人在职业选择上更自主。在一些发达国家，由于建立了相对完备的人才机制，从而保证了优秀青年可以脱颖而出；而一些没有成就的教授同样可以被淘汰出局，去洗盘子，开出租车；当事者和公众都认为这很正常。

　　这个调查结果尤其提醒我们要进一步改善社会的利益调节机制，让利益调整人们的职业选择和社会定位，最大限度避免政策规定成为既得利益者的护身符。同时应着力引导和改善大众的价值观念，真正消除那种由封建社会传承下来的落后的等级制度的价值理念，树立这样一种理念：从事什么职业，做什么工作，都是社会的需要，都应尽心尽力把事情做好，由此实现自身价值。

　　担心多余。这是因为每个社会总有自己特有的解压阀、调节器，即许多看起来很突出的矛盾和问题，最终都会找到化解的途径和办法，人们在忧虑青少年不想当工人、农民的同时，我们国家面临的仍然是再就业的难题，是农村隐性失业的存在，看到的仍然是大量农村青年希望进工厂做工。一个社会有其内在运行规律，按照阶梯理论，人的自由选择和流动必定会把一部分人调整到工人的职业上来，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主动也好，被动也好。

　　批评不必。这是因为每个人都拥有追求价值实现的途径与方式，只要不是好逸恶劳，坐等天上掉馅饼，便没有什么可指责的。难道不愿意当工人、农民就误入歧途了吗？倘真如此，包括杨振宁在内的科学巨子、各界精英该如何评价？如果进一步追问，今天生活在城里的人，绝大多数是当年因追求新生活而由农村进城来的，倘若摇身变成“城里人”后，去教训后来者，恐怕就不具有说服力。假如有人反问一句：感慨和忧虑的“社会人士”，让你现在去当工人、农民你愿意吗？相信作肯定回答者不多。

　　换一个视角分析问题。今天，世界进入了知识经济的时代，显然不能认定只有到工厂当工人，到田间耕种土地，才算践行了主流社会倡导的核心价值体系。否则，社会就没有必要前进。或者说，一定要让身处中国经济中心的，从小耳闻目睹金融、股票、高科技的上海人，尤其是让上海的孩子毕业后都去当工人，那么，通过科技创新来改变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推动中国进入知识经济的时代就成为空谈。其实，当科学家、金融家也是劳动，并且是一种值得大力推崇的劳动，在今天本不成其为问题。

　　讲到这里，我们未必不需要提出一个反思自己思想方法的问题，事实上，要求人们回答想当工人和农民的预设前提中，原本属于后倾的思维方式和僵化的思想观念，当我们喜欢以既成的传统的道德观来对照现实丰富多彩的社会之时，已经落后于时代。窃以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开放的胸怀、创新的思维对于一个崛起的大国中的每一个人都很重要。所以，还是让不愿当工人、农民的人自由选择的好。

　　相关背景

　　仅有1%的人愿做工人，“官本位”观念根深蒂固。根据一项上海4000户入户调查，仅有1%的人愿意做工人；人才就业意向根据频率高低依次为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垄断性企业、金融保险和竞争性企业等。(来源：新华社北京4月7日电)

　　“大学生不如农民工有竞争力。”近日，广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崔仁泉透露，广州仍然面临较为沉重的就业压力，具体表现在劳动者素质与结构调整不相适应的突出矛盾未得到根本缓解；新生劳动力，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不高的问题日益突出。

　　江苏：18万人报考公务员。记者发现，其中最热门的当数苏州吴江工商局一个基层工商分局(所)科办员职位，计划招录1人，由于专业不限且只要具有本科学历，最终740人报名，628人通过了最终审核，以1∶628的竞争程度高居热门岗位首位。而第二大热门无锡市国土资源局所招临港分局“土地管理科员”职位，计划招录3人，最终1046人通过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