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讳言，对于今天的青年人而言，选择职业的确是一件很个人的事，每个人都有择业的自由。应该说，无论选择什么职业，只要是“最能为人类幸福而劳动的职业”都是无可非议的。问题是：现在面对(比如上海市对4000户家庭做的一次入户调查)“仅有1%的人想当工人”，(比如江苏省招聘2007年公务员)740人报名竞争一个科办员名额的现象，我们该怎么看？劳动力市场是一个复杂的客观存在——中国的经济发展现实决定了社会需要多少公务员、多少白领、多少工人……青年人求职的主观意愿越是接近劳动力市场的客观现实，青年人才越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尽管，目前有多份关于劳动力市场的调查报告在社会上流传。这些报告都以各自的数据、角度探究极其复杂的劳动力市场，难免会出现相互间的不一致。但一方面是青年人就业困难，一方面是工矿企业的工作没人看得起的现象却是普遍存在的。在这个一不小心就成为财富英雄的时代，大家都在寻找回报最好的工作，而路却越走越窄。那么，这种社会成员都对某一种职业趋之若鹜，或对某一种职业无人问津的现象，有利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吗？有利于青年人的成长吗？值此欢度五一劳动节、五四青年节之际，《思想者》以“仅有1%的人想当工人说明了什么”为题，刊登几篇不同视角的文章，以期引发大家思想的碰撞，期盼青年人能更理性地对待职业选择问题，更客观地理解劳动力市场，更好地设计自己未来的幸福生活。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择业心理

　　当前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最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社会转型，我们正在迈向一个现代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尽管从短时段来看，社会结构转型与社会心理嬗变之间的关系有时会呈现出一方为因，另一方为果的特征。但是如果从长时段来看，两者之间乃是一种互构性的关系。换言之，不仅社会结构的状况会对社会心理的态势产生基础性的影响，而且社会心理的态势也会对社会结构的变迁发生重要的作用。

　　作为社会心理的一个具体领域，择业心理与社会心理的整体特征一样可以划分出两个具体层面：一个层面是价值观念，即日常所说的择业观念；另一个层面属于社会心态，即日常所说的择业意向。一般而言，价值观念属于较理性的层面，是深层的认知结构，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对于社会心理的其他方面能产生重大的影响作用，从而体现了社会心理的实质性内涵。社会心态则属于感性的层面，是表层化的情感表征，处于经常不断的变化之中，其内涵表现了对社会现实生活更加及时、动态的再现。

　　在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与整个社会心理的嬗变趋于现代取向相一致，择业心理也正经历从传统取向到现代取向的转变。

　　改革开放以前，在具有高度计划性特征的社会经济体制下，广大社会成员并不存在选择职业的问题。当时的就业或“参加工作”，完全是在“单位制”中实现的。“择业”成为一种社会生活现实，是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开始发展市场经济之后出现的。随着“单位制”的逐渐解体，国家推出市场导向的就业政策，与此同时，也由于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使社会成员尤其是青年在择业心理上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现代取向，主要表现为：(1)在择业目标上，逐渐关注开发自身潜能、实现自我价值。在选择职业的主要标准上，职业能否为个人提供良好的发展前景这一条件常常被排序在第一位。(2)随着“铁饭碗”意识的式微，现代社会所需要的职业风险意识开始形成。曾经受到极度重视的“职业稳定性”，逐渐被更多地放在非优先考虑的地位上。(3)在就业机构选择上，单位意识和“皇粮”意识很大程度地淡化。自由度较大、自主性较强的从业方式以及时代特征鲜明、管理体制规范的从业机构开始受到青睐。(4)在职业流动方面，主动变换工作的意识进一步增强。多数人不仅在择业时更倾向于自我决策，而且在流动或“跳槽”时也表现出更多的能动性。应该说，这些带有鲜明现代取向的择业心理，在中国市场经济启动，社会开始步入后单位制时代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表现得尤其突出。

　　然而，近年来，中国社会的就业压力不断增大，就业形势较为严峻，就业问题已经成为困扰民生的第一大难题，在这种情势之下，社会成员的择业心理发生了一些非常敏感和微妙的变化。深入分析可以看到，尽管在择业的价值观念上，现代取向依然明显，但是在择业的具体意向上，却时常表现了某些传统取向的回潮。可以说，当前社会成员在择业方面，其价值观念层面与社会心态层面之间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一致性和矛盾性，择业心理的基本特征表现为在传统取向与现代取向之间徘徊。

　　我们这个时代需要什么样的择业心理？从社会发展的走向来看，笔者认为，可以做出以下几个层面的分析和断言。

　　首先，作为社会价值观的一种具体表现，平等劳动观念应该成为社会倡导的择业观念的基础和前提。平等是现代社会所追求的重要理想。这里所说的平等，不仅指作为权利的获得劳动机会的平等，而且还指作为价值的劳动本身的平等，一个本质的表现就在于，这样的理念应该成为社会的基本共识，即任何工作都没有高贵低贱之分。正如在高度现代化社会中所能看到的，个人无论从事什么行业，只要通过合法手段取得收入，就都是一份工作。相反，只有在传统的价值观视野中才会将工作划分高贵低贱之别。值得肯定的是，有关调查表明，在当今中国青年日益增强的经济自立意识中，更注重的是工作的实质方面，而非工作的形式方面，换言之，表现出了非常鲜明的现代取向。

　　其次，选择什么样的具体职业应该根据每个人的潜能和特长来确定，而且社会进步程度越高，这一特点将表现得愈加明显。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社会结构的分化，具体表现为行业的更加细致化，以及与此相应的职业的更加多样化。这一情势为具有不同潜能和特长的个人寻找更能符合自身条件和兴趣的职业，创造了日益广阔的前景。而当今兴起的职业生涯规划或设计，正是为了促进个人独特的发展需求与就业市场的职业要求之间达成更高程度的相互契合。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越现代，就越应该鼓励其成员充分发展个人的职业理想及其个性特征展现，而不宜提倡大家共同选择某一种职业。当然，与此并不矛盾甚至可作为前提的是：某一种能力或个性类型的人，如果从事与其类型相符合的工作，将可能成为对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两全齐美的事。从这一角度看，假如社会成员都对某一种职业趋之若鹜，或对某一种职业无人问津，无疑表现了人们在职业发展上的单面化，甚至畸形化。

　　第三，如果求职者都仅把公务员作为推崇的职业而对当工人、农民敬而远之，则表明社会心理中仍然存在较浓重的传统取向。原因在于：它显露出了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意识，尤其是作为其实质的权力崇拜情结；反映出了仍未消失的“皇粮”意识，这势必成为对开拓创新所需要的职业风险意识的一种抑制；促使人们依然涌向单一或狭窄的职业道路，从而阻碍了社会成员发展出个性化和多样化的职业生涯前景。

　　一些早发型现代化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社会成员职业心理中具有的某种超越性，对于整个社会现代化的起飞和顺利推进，都会产生一种保障作用。这种超越性主要表现在：一是对纯粹功利的超越，二是对极端个人化的超越。其最重要的结果表现为，对纯粹功利的超越导致了对理想的追寻，对极端个人化的超越导致了对社会的关怀。于是，当职业被作为一种“天职”来履行的时候，一个民族走向强盛便具有了最坚实的心理层面。

　　当然，这种心理上的超越性需要具备一定的基础，即对人的基本生存需要的满足。而这一基础的形成，必须通过社会结构的不断完善、社会福祉的日趋增加来加以实现。另一方面，建设起一种闪烁人文主义光辉、饱含终极价值关怀的社会文化，无疑将会有助于塑造一代目光长远和胸怀广阔的择业者或从业者。

　　“鹤立鸡群”的公务员职业

　　最近，有人在上海市对4000户家庭做了一次入户调查，发现他们中仅有1%的人愿意做工人，而且他们最期待的工作是公务员。这个发现并不孤单。江苏省在招聘2007年公务员过程中，也发现类似的趋向。这次招聘中很多职位都是200人竞争一个职位，而最为热门的职位是工商局的科办员一职，虽然这个职位只有一个名额，却有740人报名竞争该名额。

　　如果把视角从地方扩展到全国，我们就会有一些更加惊人的宏观发现。我们的经济用这四个产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业——把原材料转化为有价值的产品，并配送给千家万户，因此这四个产业是我们经济的核心产业。根据劳动部2006年底公布的数字，这四个产业的用人需求占据了整体用人需求的66.3%，而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的用人需求只占整体用人需求的1.2%。然而，据有关专家统计，全国的各行各业中有12个行业的大学毕业生比率超过60%，它们全部集中在政府机关、金融保险等现代服务业。大学毕业生比率低于10%的有19个行业，它们则集中在采矿业和制造业。

　　这些事例和数字说明一个简单的事实：当前年轻人的求职意愿明显偏离社会用人需求。这个偏离的后果很严重——它有可能引起社会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试想一下，如果大量的年轻人能把自己的求职视野从用人需求量不大的政府机关，转移到用人量非常广阔的社会生产实践诸领域，那么，他们就能更有力地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

　　究竟应该如何修正这个偏离的意愿，不同的人也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有的专家分析后说，应该予以严厉的批判，因为它是一种腐朽的“官本位”观念。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应该无为而治，因为年轻人有选择自己职业的自由。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虽说都有各自的道理，却也都有各自的缺陷。

　　在封建社会，大量的年轻人所攻读的“圣贤”之书与社会生产实践活动严重脱节，留给他们的惟一出路就是为封建皇帝去做官。今天的年轻人不一样了，他们在学校里学的都是社会生产实践中用得着的知识，他们在社会里到处都能找到用武之地。但是，与许多社会生产实践工作机会相比，公务员职位不仅有较高的工资，而且还有较好的生活保障，于是很多年轻人才把公务员作为自己理想的职业。对这些年轻人来说，他们的目标并不是去“做官”，而是想抓住一个有高工资的稳定工作。因此，仅仅依靠严厉批判“官本位”观念，很难有效地削弱这些年轻人对公务员职位的热情。

　　年轻人确有选择自己职业的自由，但这种自由不是没有条件的。美国年轻人的求职自由与中国年轻人的不同；上海的与甘肃的不同；1990年代的将会与2010年代的不同。更具体一点讲，在740个申请科办员一职的江苏青年中，只能有一个人的求职自由能获得回报，而其他的739个将空手而归。这说明，谈自由不能脱离对周围环境因素的考察，抽象的自由，非常像一个瞎子逛街时拥有的自由——实质是一种瞎撞的自由。这种盲目的自由观给年轻人带不来真正的幸福。

　　那么，如何才能有效地修正当前年轻人求职意愿的偏离呢？

　　其一，打消年轻人对公务员职业的幻觉。其实，公务员与其他行业的工作一样，都是为人民服务的。虽说公务员不必每天为生产定额或销售定额去拼搏，但是公务员所面临的挑战却非同一般，非常类似于军队里的战士。班长给你十发子弹去执行任务，如果你回来时还剩有子弹，算你没有完成任务；但是，如果你打光了子弹，却没能消灭十名敌人，也算没有很好地完成任务。所以，虽说公务员工作有高工资，但公务员工作对人的要求却是非常独特的，是一个失败率很高的职业。

　　此外，中国的公务员待遇一定要考虑中国的现实。我们的社会里有几亿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到城市里找工作，而城市里还有大批隐性失业人员急迫想找到工作。所以，在提升公务员待遇时，一定要分寸合适，不要人为制造出一个“鹤立鸡群”的局面。

　　其二，帮助年轻人树立正确的求职观。一个人原则上能自由地选择任何工作职位，但是这种自由必须适应劳动力市场的规律才能获得真正的个人回报。比如，如果大量具有相近条件的人追求同一职位，大家在相互倾轧中会同时贬值。不如换一个思路，在大家忙着争做公务员时，聪明的人不妨把自己的求职自由“植入”目前还不“红火”的领域，那里或许生长出更多的幸福花朵。看一看美丽的美国苹果、鲜嫩的马来西亚红杨桃，瞧一瞧“锈迹斑斑”的我国自产水果，难道这不正说明连种植水果这样简单的事都值得一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