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当劳的西学东渐首先引发的后果，必然是东方人味蕾的异化。汉堡包、炸鸡块、薯条、冰激凌、雪顶咖啡和可口可乐让习惯了中式小吃－－以大饼和油条为代表－－的人们开始适应另一种富有异国情调的食物。这些食物定价普遍要比中式快餐来得昂贵，却抵挡不住消费者踏破铁鞋的热情。毫无疑问，如果说在美国本土，麦当劳的崛起是高速运转的资本主义社会对时间的残酷剥削所导致的食谱的适应性变革，那么在中国，麦当劳则引领着一种新兴、时尚的饮食和生活方式。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晓渔的这本评论集恰逢其时。王晓渔的批评是对当下中国种种文化现象的解读，也是对一个逝去时代的缅怀，那些学者和诗人的幽灵似乎还活在王晓渔的心中，仿佛星星之火，却燃起了他保护一点理想的斗志。

　　干净的生产美学

　　清洁工不停地拖着地板的麦当劳里播放着悠扬的流行音乐，和油渍斑斑人声鼎沸的馄饨店不可同日而语。这是一个卫生状况值得信赖的空间，麦当劳具有所谓的“Q、S、C＋V”精神，“C＋V”中的“C”表示环境清洁，它的环境清洁主要包括：店铺必须做到窗明几净，环境装饰舒适、优雅，严格的制造与服务的卫生标准，良好的店员精神面貌。就拿其卫生标准来说，规定的十分严格：工作人员不能留长发，女职工必须要戴上发网，店铺内不允许出售香烟与报纸，器具必须全部用不锈钢制作。要求一旦顾客在店铺内丢落纸，必须马上捡起来。关于职工的仪态举止，则制订了一整套的行为规范，比如统一服饰、说话方式、不能同顾客发生口角等，甚至规定：与其背*着墙休息，不如走起身打扫等等。对卫生的敏感是现代化社会的通病，人们像驱除犹太人和*女一样驱除着老鼠和蟑螂，因为它们是肮脏和污秽的。而建国之初的“灭除四害运动”和大炼钢铁一起，成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段集体记忆，这个富有意味的历史片断其实从来没有在文明的进程中丧失它的基本价值。

　　麦当劳的生产美学是一种干净的生产美学，这里排斥异己，不会允许任何玷污其名声的菜式来砸了它的牌子。更多的时候，它倾向于一种极端保守的做法，即以放弃激进式的创新来获取一种价值观上的稳定，麦当劳的产品虽然基本上可以称之为千篇一律墨守成规，却以不变应万变，通过少数几种供选择的经典食物，麦当劳向消费者提供了这样一种信息：愿者上钩。选择是影响效率原则的一种障碍，在麦当劳，一切都是简明扼要的，不需要繁复的菜单和点菜，不需要长时间的等待，营业员的四指如飞，他们对顾客要求的传达就会使得整条流水线飞速运转起来。美国社会学学会的理论社会学和组织及职业分会主席乔治·里茨尔（George Ritzer）在1992年的著作《社会的麦当劳化》（The McDonaldization of Society: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hanging Character of Contemporary Social Life）中指出，麦当劳的成功，是因为“它为消费者、工人、以及经理人员提供了效率、可计算性、可预测性和可控制性。”麦当劳的运作模式及其成功体现了科学理性的胜利。主导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线索是体现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所谓“合理化”的过程，事实上，几乎所有的社会机构（如教育、体育、政治和宗教）都在采纳麦当劳的运作原则，麦当劳成了整个世界的典范，它们都在不可逆转的麦当劳化：加速、便捷和反智化。在越来越高速运转的社会，麦当劳是一种高热量的食物，这意味着只要少量进食就可以满足身体一天的能量消耗；堂吃或者外卖都很“便当”，此外，你无需对着一份满汉全席的菜单难以下箸，一切都已准备停当，唯一需要等待的，是送上门来的顾客。特别是在美国国内的高速公路旁边设立的麦当劳分店，利用对讲机等现代通信手段，基本上保证顾客“一手交钱、一手取货”。而在麦当劳的门口，麦当劳总部及各分店的经营者专门设置了儿童乐园，供孩子们边吃边玩。为了吸引顾客尤其是“回头客”，几乎每家店铺都有一个形象可爱的“麦当劳叔叔”玩偶形象，或站在麦当劳外厅门口或坐在麦当劳餐厅门口。这不仅得到小朋友们的热烈拥护，而且似乎也让成年人喜闻乐见，甘心情愿做“麦当劳叔叔”的小侄子，以扮嫩、撒娇和装傻的方式追随着这位先驱者的脚步。

　　王晓渔是个不愿做“亡饭奴”的批评家。王晓渔的这本《文化麦当劳》对麦当劳时代做了杰出的剖析，这种反思不仅体现于三篇集中谈论文化麦当劳的文章（《杏花村、小酒馆和麦当劳》、《文学的麦当劳化》和《写作者、匿名或命名》）中，而且隐晦地体现在他对鲁迅《狂人日记》的精彩点评中。《狂人日记》中文言文和白话文的二元对立何尝不是新旧时代交替过程中的文体精神分裂？理性对非理性的驳斥和压制在整个现代化的过程中被一以贯之，毫无疑问，对狂人的种族灭绝是卫生人类学上的应有之意，正是对干净的异乎寻常的热衷导致了狂人作为一个种群从人类中被剔除出去的悲惨结局，这一结局与麦当劳的崛起恰成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