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发展取决于政府与市场、社会之间取得新的平衡

    中国经济转型将进入一个新阶段。当其他发展中国家大多还在遵循“华盛顿共识”，堂吉诃德式地追求GDP高增长时，中国清晰地表明其所追求的是可持续的、更为公平的真实生活水准的提高。

    而当中国评估它的成就时，也需要使用可以反映其宽广视角的度量标准。中国需要看轻GDP，更多地关注其他衡量标准。

    这主要包括：第一，绿色净国民产出（green net national product），即便这个标准不能完美地度量对环境的破坏，但试图去度量也总比忽略要好；第二，中位收入，而非平均收入；第三，不平等的度量，如基尼系数（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7）；第四，社会性指标，如预期寿命和教育方面的指标，以及这些指标的分布情况。

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

    在向市场经济进军之初，中国就清楚地表明，其目标是一种独特的市场经济形态：市场经济的形态不是单一的，而是有很多种。

    例如，与美国或欧洲其他地区的市场经济不同，北欧市场经济有着较高的社会保障、税收和社会服务水平，政府在帮助工人转换工作时起的作用也更大。如果按照我前面提到的内涵更丰富的经济成就度量标准，这是一种最为成功的市场经济模式，其在人类发展指数上的表现远远好于美国。

    中国在“十一五”规划中重申了对“和谐社会”的强调，我将其理解为对“平衡”的强调，即第一，城乡差距，发达和欠发达地区的差距，以及任何区域内贫富的差距，都应该得到限制；第二，政府和社会其他部分之间应该有一个平衡关系；第三，经济各部门之间应该平衡。这样一个平衡的规划，对于社会和政府稳定以及经济进步而言都是必要的。

    此外，我要补充三点。

    第一，意识形态和特定利益的结合，常常会妨碍我们理解关于国家与市场关系的理论的政策含义。政府作用太少和政府作用太多一样会导致问题，更为常见的是，政府该做的事做得太少，不该做的事做得太多。中国过去的问题是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过于主动，但我们也要保持警惕，不要过度反应，让政府的作用变得过小。

    第二，我们已经越来越认识到，政府、利润导向的私人部门和市民社会（包括非盈利部门如大学、医院，以及非政府组织），这三方之间存在着分立。

    第三，保持平衡发展并不容易。导致不平等上升的潜在力量是相当强劲的。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伴随全球化的都是不平等程度的提高。部分原因可能是由于全球化本身是不对称的——当资本自由化的速度快于劳动自由化的速度时，双方的谈判地位就变得不平等了。一个与此相关且同样在发展中国家导致了不平等增加的不对称因素是，商品和劳务贸易的自由化更有利于那些富裕国家有优势的产品，而不是那些可以使穷国获益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而且，不同于所有那些自由市场的美好说辞，发达国家还持续地对农业进行巨额补贴，这降低了农村部门的收入，而农村部门收入通常（如中国）是远低于城市部门收入的。

    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一些发达国家中的极度不平等——这在过去15年里有显著增长——与正常的竞争市场的运作几乎毫无关系，而实际上反映的是“市场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