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或者说你认为你的公司是这个行业最有尊严的公司？

　　叶茂中：我认为是这样的。我的很多同行也这么认为。比如说国际型的广告公司，在全世界存在了100年，但你在中国服务客户还在“比稿”，而且很多是恶性的比稿，不是良性的，我觉得良性的比稿大家都能接受，但大部分比稿实际上都是恶毒的，不合理的。我相信在中国的广告公司里面只有我们这一家不比稿。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从创办第一天到现在没有比过稿，我们更愿意把精力花在我们现在服务的客户身上，而不是去跟人家谈判。

　　45岁估计要退休

　　本报记者：广告业是个透支生命的行业，你想这样一直干下去还是有什么别的想法？

　　叶茂中：我给自己设定了两点，第一，当有一天我不喜欢这个行业的时候我就不做了。因为我现在还很热爱这个职业，我很上瘾，不帮客户解决问题我就痛苦，没有事情可做。第二，我做到我的体力跟不上的时候我就会立刻放弃。因为我从来不认为搞策划是脑力活，我认为它是体力活。我没那么聪明，我每天像狼一样东跑西跑，和消费者沟通，和客户沟通，去了解竞争对手，就是为了帮我们的客户。我感觉这种高强度的情况再维持五年，我干到45岁估计要退休了。

　　本报记者：那之后干什么呢？

　　叶茂中：5年之后的事我想都不想。别人会奇怪，我带领我的团队攀登珠峰，终于登顶了，成为中国最好的一家策划公司，本土最厉害的，然后我下山了，他们继续再攀登，那能否再创辉煌就不关我的事了。可能别人说你的广告公司要走百年，我从来不这样想，我就确保我在做的这一天这家公司是中国最好的，哪天我不做了，请别人来做，这家公司是什么样子，我不会去想。

　　本报记者：这个公司和你本人联系太密切了，如果离开，那时的公司还是现在的公司吗？

　　叶茂中：我觉得这不应该成为问题。我们今天所有的项目都不是我一个人完成的，我们公司整体的水准摆在这里，我们公司每一个单项都不是冠军，唯一的冠军是综合的冠军。

　　本报记者：如果要在将来的中国广告史上留下一笔关于你的评价，你认为是怎样的一笔？

　　叶茂中：我不知道具体会写什么，但我知道如果中国的广告史不写我是不完整的。在中国广告业发展的这些年里，我们冲锋陷阵，为很多中国企业包括在中国的国际品牌做了很多好的策划。事实上，现在许多涉及中国广告史的没有几个不写我的，因为我们太另类，太特别了。

　　我的理想是做将军

　　本报记者：现在做的事情是学生时代的梦想吗？那时最想做的是什么？

　　叶茂中：那时我最想当兵，打仗。我人生最早的理想是当将军。后来眼睛近视当不了兵。没办法我放弃了这个想法。后来就学美术，但一直不能满足我。我习惯参与一场竞争，从小就这样。我从小打架打得很厉害，是不打仗就要死掉的人。我30岁之后才不打架，我现在做营销战从某种程度上满足了我想当将军的理想。营销战和战争一样也是打来打去的，是你死我活的战争。要讲究战略。我25岁之前把《孙子兵法》、《战争论》都读完了，而那时候大部分人在20岁之前都还不知道克劳塞韦茨这个人，我觉得这是我的优势。我家有两个书架，一个全是著作，毛泽东的书最多，一个全是艺术，因为我学画。我不看别的书，《毛泽东选集》我都翻旧了，天天翻，没事就看，特别喜欢。我今年五一还去了一趟延安，在窑洞里呆了几天，我就是好战。如果对我进行评价，我觉得我是一个狂热的好战分子，我好斗。

　　本报记者：以你这样的好斗的性格，在行业里有多少朋友呢？

　　叶茂中：朋友还不少，但不参加什么活动，没空。我几乎整天都和企业家在一起，我是千山万水不停地跑的那种人，行军打仗的人。还有一个朋友圈是收藏圈，艺术圈，我画家的朋友比较多。广告圈子的朋友比较少。平时交往的几乎没有同行。我这人应该也不是很难交往，要不也不会有这么多同事和我在一起。如果说我不好打交道的时候，一般是东西做得不好绝对不能通过，这是严格的。其实我是一个没有什么原则的人，什么都能对付。

　　本报记者：你曾提出三个口号：“要比红军还苦”，“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男人要对自己狠一点”，这三个口号对应着你怎样的人生？或者说是经历了哪些事后总结出来的？

　　叶茂中：“要比红军还苦”针对我的少年时代，因为我出生在水乡人家，我父亲是水手，我们那时都在船上生活，在长江上漂着，后来我到了陆地上上学，在陆地上我没有亲戚，我就被托付给邻居。在那个时候一个字来形容就是：“饿”，老吃不饱，我小时候最大的技能就是钓鱼，因为不钓鱼就没东西吃。我很幸运，我上的小学是历史最悠久的学校，它对传统教育抓得非常紧，我上学第一天老师给我们讲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所有的孩子都没有像我那样听得进去。后来老师和同学到我家家访，我的班主任一进我家就哭了，觉得我过得太不容易了，我跟同学讲：“难道比红军还苦吗？”因为第一我不吃树皮草根，没有敌人追我，我已经很幸福了。有一段时间我母亲生病到一个大城市去看病，我跟我姐就剩下一个南瓜，要吃10天，所以我一放学就要冲到河边去钓鱼。我从小到大一直到今天我从不缺钱，我跟我姐10天吃一个南瓜都不觉得我家穷，永远都觉得很好。“难道比红军还苦吗”是我少年时代的口头禅。

　　上中学的时候，开始有理想了，知道了陈胜吴广，“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话太刺激了。因为我们是穷人家的孩子，我们在陆地上没有土地，比农民还穷，在陆地上就是一直在搬家，那时我就想：“难道我们就不能出人头地吗？”当时有一部日本的电视剧《排球女将》对我们这代人的影响太大了。看了那部戏之后我们从不强调我做不成这件事是因为什么什么原因，我们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去做。

　　工作后，我说“男人应该对自己狠一点”，因为已经是成年人了，我以前在电视台当记者，后来辞职下海，去了一家广告公司，一个月505块钱，我觉得要对自己狠一点。这几年这么忙我还出了15本书，就是要把自己的思想写出来，就是要拼死拼活地干。所以我们的公司对自己够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