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像学海尔倒闭，我们学了海尔就倒闭了。我们中国喜欢搞运动，这说明我们中国民族是不大成熟的民族。儒家文化联合会请李光耀当会长，这是一种讽刺.李光耀说的一句话特别有意思，他说二十一世纪儒家文化是失去效力的，没有用的。因为，年轻人会比老年人掌握信息更快更多，年轻人更敏锐，他比老人更有智慧，这样儒家的伦理观点要破产了，老年人不一定比年轻人有智慧，年长者不一定非得领导年轻人，年轻人不一定非得听他的，在他面前就要崇拜怎么样，李光耀他本是这样的观点。

　　现在我们中国人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不管是上世纪还是上上个世纪也好，中国的文化都破掉了，我想破是有他的道理的，都是经过了很多的学者，甚至于几代学者来破他，打倒孔家店，打倒他是有道理的。举个例子来说，我们中国科技发展有世界上顶尖的几项，两弹一星，杂交水稻，胰岛素合成，都是世界一流的成果.可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有什么东西是世界扬名的，什么东西是世界一流，甚至是亚洲一流的，一个都没有。那个时候为什么可以产生呢？当时产生的口号是抓革命，促生产，打倒权威.当时研究两弹一星的，甚至于大将军，老元帅都可以在一个桌子上探讨，进行讨论，那时候形成的氛围是没有权威，哪怕是我一线操作工都有发言权，这个设计、这个工艺、这个流程是不对的，有问题的。那个时候，两弹一星的研制基本上是一次试车成功，现在是不可想象的。那个时候没有人把科研成果资料据为己有，绝对没有的，只要有谁有一个创建，马上就大家共享，每一个人都共享，包括工人也共享，都是共享的，不可以据为己有，私有是资本主义的思想，是不行的，这样就形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知识管理，他最根本的就应该是共享知识，这样我们组织才可以发展的更快，更加有智能化，可以更加出成果，当时那个两弹一星的团队就是知识型管理团队，管的非常好。

　　现在我们整个的科研团队、科技院校全部都变了，发表论文不说他的水平怎么样，至少都是重复，那个时候不会有重复，甚至互相抄写。科技方面研究的腐败现象我们就不用再揭露他了，每个人都可能看到了。热罗姆刚才讲我们还没有决定采取某一种管理模式，他是作为个旁观者。

　　我们在管理的道路上还在摸索，还要用更多国家的资源、更多的矿工埋在底下，更多的人淹死在水里，更多的小儿童，变成大头娃娃，那么我们实验不了多少年，我们中国也就亡了。 我有一个老师他在十年前就这样讲，他是复旦大学教授，以前是武汉大学的教授，他那时候就说，我们将来不是亡国的问题，而是亡族的问题，那时候的大学生是吃喝玩乐不学习.现在呢？更糟糕，大学基本是放羊状态，博导带的学生十几个二十几个，老师根本不认识学生.我们那时候上课每一次都是去老师家里，我们就两三个学生，老师茶沏好了，然后有茶点，然后在那儿坐下讨论问题，说你最近研究什么课题，然后就经常的讨论，然后不对的进行批评。那时候印象很深刻。现在的老师和学生根本不认识，顶多是答辩的时候见一面。有个机构在广东办了一个硕士班，答辩的时候有很多学生在外面排队，四十多个硕士生在外面排队等待答辩，这搞什么东西。我们搞大学教育这样来培养学生，这样来树碑立传，这样来为人师表，我们还怎么来谈管理.

　　像我们中国式的管理，实际上和诚信确实有很大关系，诚信引导出什么问题来？我觉得和资源有很大关系，当然其中有一个资源是什么？就是我们在上面浪费了很多时间，甚至个人的生命都因此而丧失，在什么地方？交通方面。我们北京的公路，像我们吴教授还有其他同志到其他国家，会发现我们北京的马路全世界一流，北京的桥不管你扭扭区区的，还是搞的歪曲扭巴的，就像脸被烧伤了一样，根本就不美。广州是第一个烧伤的城市，北京已经烧伤的越来越严重了，都是为了解决交通问题。

　　交通问题是什么问题？并不是我们的路修的不好，米兰、巴黎，我到他们那里去，请了司机，开车开着，我看没有堵车，就是双向，双行道，不像我们四条、八条道路，哪有那样的道路，也没有堵车。巴黎只有在上班半小时、下班半小时，像在凯旋门堵点车。那么我们北京市很不多24个小时都要堵车，北京恨不得哪儿都是停车场.我们中国人为什么都要跑出去，因为中国是诚信很差的，所以必须要见面，不像法国人、欧洲人不见面，那么中国人说必须要见面，不见面不算数怎么办？像传真是黑色的章，要红章才算数，这样效率非常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