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1850年，社会的可变性还微乎其微。印度的等级制度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在大多数社会里，如果父亲是一位农民，儿子也一定是农民，而他的女儿则会嫁给一位农民。大体说来，仅有的变化也是向下的，常因战争、疾病、个人的不幸，或者诸如酗酒、赌博等坏习惯所导致。　　

　  即使在美国这个机会无限的国家里，进取的可能性也比人们想象的少得多。在20世纪上半叶，大部分的专业人员和经理都是专业人员和经理的后代，而不是农民、小业主、工人的后代。令美国独树一帜的并不是它具有多么大的进取空间，而是因为对比起欧洲国家，美国更鼓励与珍视进取。　　

　  知识社会对进取的接受则更进一步：它把所有阻碍这种进取的事物视为歧视。这意味着现在每个人都有可能成功--这样的想法在以前的几代人中只能用荒谬来形容。自然，只有很少的人能够做出杰出的成就，但还是会有大批的人做到一个不错的程度。　　

　  1958年，约翰·肯尼斯·盖尔布里斯第一次写到"富庶的社会"，这并不是指一个有很多富人的社会，或者一个富人更富的社会，而是一个大多数人都会对财政抱有安全感的社会。在知识社会里，大批的人会拥有比财政安全更重要的感觉：社会地位，或者"社会富裕"。　　

成功的代价　　

　  但是，伴随知识社会的进取性一道而至的是高昂的代价：你死我活的竞争所带来的心理压力和情感创伤。有赢家的前提是输家的存在，以前的社会不是这样。一个没有土地的劳动者的儿子自己也不拥有土地，并不是他的失败。然而，在知识社会，这不仅是他个人的失败，也是社会的失败。　　

　  日本的年轻人遭受失眠的痛苦，因为他们为了考试过关要在晚上去补习功课，否则，他们就不能进入自己想进的名校，也就不会找到好工作。这些压力成为学习的敌人，也为日本引以为豪的经济平等埋下了隐患，使这个国家逐渐变为富豪统治，因为只有富裕的父母可以负担得起让孩子上大学的巨额费用。其他的国家，如美国、英国和法国，也容忍自己的学校出现恶意竞争。这种情形在如此短的时间--不超过三四十年--出现，说明对失败的恐惧已经深深地侵入知识社会。　　

　  考虑到这样的竞争，越来越多的成功的知识工人--商业经理、大学教师、博物馆馆长、医生--在40岁左右进入"平稳期"，他们知道自己已经实现了所有能够实现的事。如果他们的工作就是他们的一切，危机就会现身。因此知识工人最好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创造一种属于自己的没有竞争的生活，并培养一些严肃的、与工作无关的兴趣--比如在社区做志愿者、在地方乐队里演出或者在小城镇政府中任职。这些额外的兴趣会给他们实现自我提供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