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2006亚洲时尚大会”在北京举行，NE·TIGER的开幕大秀令亚洲各国时尚界300余名知名人士耳目一新。由于近年来亚洲成为新兴市场和生活文化中心，亚洲时尚联合会(简称AFF)便决定一年一度举办“亚洲时尚大会”。在本次会议期间，作为亚洲时尚联合会中国委员会主席之一的NE·TIGER创始人———张志峰先生，以“复兴与新兴”为题，提出了“全球奢侈品第三台阶”的全新概念，赢得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被业内誉为“中国奢侈品宣言书”。

　　奢侈品的欧洲错觉

　　记者：中国人一般认为奢侈品产地在欧美，你现在想创中国奢侈品的第一品牌，这只是“新兴”，何谈“复兴”呢？

　　张志峰：我记得，在2004年底香港的一次论坛上，古奇(Gucci)总裁明尼科·迪梭说过这样的话：“在众人心目中，奢侈品总是和欧洲印象联系在一起，亚洲的奢侈品品牌现在还不可想象。”

　　这种观点曾经代表了许多欧洲奢侈品公司的看法。在他们看来，不仅亚洲不可能产生奢侈品品牌，而且顶级的奢侈品品牌也不可能放在亚洲生产。因为中国消费者不会去买“中国制造的古奇(Gucci)产品”。

　　我认真回味过古奇总裁的话，也与欧洲的同行们交流过这一话题，终于弄懂了他们观点的真正含义。他们认为，不是中国不能生产与欧洲同等品质的产品；而是许多消费者更认同欧洲奢侈品所代表的生活方式。由此我得到一个结论：奢侈品生产地的历史和文化往往赋予奢侈品更多的含义。

　　当我得知他们的真正意识后，一个想法便始终萦绕于脑海：中国究竟能不能产生奢侈品品牌呢？今天我认为，中国的土壤同样能生长出顶级的国际知名的奢侈品品牌，这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我之所以敢如此肯定和断言，是因为我在中国的悠久文明中找到了充分并可令人信服的依据。不仅中国有5000年的灿烂文明，足以让世界惊叹的文化积淀，而且中国奢侈品古已有之，并早已征服过世界。所以，谈论今天的中国奢侈品，绝不能割断历史，也不能剪断文化，因为它并非现在才横空出世，更非天外来物。

　　正因如此，我慎重地提出，中国奢侈品产业的复兴与新兴。复兴之举意在新兴，新兴寓于复兴之中。

　　中国奢侈品源远流长

　　记者：你认为奢侈品在中国古已有之，是不是指那些皇家御用之物，但这些御用专属品虽然奢侈，但与人们理解的奢侈品尚有较大差异。你能举出举世公认的中国奢侈品吗？

　　张志峰：中华文明长期领先于世界各民族，我们的先辈创造了至今仍在世界上引以为傲的灿烂的文明。我以我的本行服饰为例，华夏民族的服饰在世界上起源最早且流传最长，真正可谓源远流长。华夏民族发明的丝绸锦缎可以上溯到四千多年前，并由此开创了绵延千年的“丝绸之路”，这是我们先辈的智慧和艺术倾倒世界的最有力见证。我认为，丝绸是中国最早且世界公认的奢侈品之一。

　　在两千多年前的古罗马，凯撒大帝曾经对一种有着精美花纹的丝织品如醉如痴，这些美丽的织物让罗马帝国的贵族们为之目眩神迷，它们就产自遥远东方的中国，古罗马人将中国丝绸奉为上流社会和贵妇的奢侈品。久负盛名的中国丝绸通过丝绸之路传送到欧洲，给西方人带去了美丽、尊贵与荣耀。中国丝绸的艺术品位、文化内涵、历史积淀和超群工艺绝不逊于世界上的任何奢侈品。

　　另一种广为推崇且千古传颂的中国奢侈品就是陶瓷。甚至，“china”在英语中即是陶瓷的意思，陶瓷曾经成为中国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代名词。陶瓷是中国人民奉献给世界的又一瑰宝，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许多民族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伊斯兰民族用中国的大青花瓷盘作为盛宴必备器皿；菲律宾等民族将中国陶瓷作为神物顶礼膜拜；非洲人将中国瓷器装饰于宫殿寺庙。举世闻名的“五大名窑”出品曾是欧洲宫廷的使用器物，其极致尊崇的程度决不亚于当今社会对路易·威登和古奇等顶级奢侈品的痴迷。

　　在陶瓷和丝绸之外，中国的苏绣更是“奢侈品中的奢侈品”。在上个世纪初期，中国苏绣名家的产品在美国的售价大多高达上万美元。还有，中国的云锦、中国的玉器、中国的景泰蓝、中国的名茶名酒、中国的紫檀都是举世闻名的奢侈品。

　　不过，我也承认，中国的封建经济耽误了中国的奢侈品品牌的诞生。由于几乎所有的奢侈品的生产乃至工匠都为皇家垄断与御用，因此中国的奢侈品生产未能企业化与品牌化，但这并不表明中国没有奢侈品，没有奢侈品文化，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将其传承，如何将其复兴。

　　中国复兴与法国新兴

　　记者：中国的灿烂文明举世闻名，中国的宫廷与王公贵族生活也足够奢华，但为什么世界公认奢侈品的发源地却是法国，不仅中国乃至世界各国都有自己上流社会的御用品或专属品，但为何却不是公认的奢侈品？

　　张志峰：我曾经把世界奢侈品的历史与中国同期历史进行比较，发现了惊人的相似与不似。

　　西方定义的奢侈品起源于法国，可以追溯到17世纪路易十四的统治时期。法国在当时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法国的宫廷生活以奢华而著称，享乐主义成为当时法国贵族的人生哲学，因此奢侈品在法国应运而生。19世纪末，刚刚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法国，在纺织、香水和葡萄酒等领域的制造技术日渐成熟，一系列法国奢侈品的品牌开始诞生，1889年和1900年的巴黎世界博览会也使法国的奢侈品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可。

　　发展到今天，奢侈品文化已经成为法国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对法国的社会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法国人将奢侈品产业比作“法国的另一艘航空母舰”。即使在法国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奢侈品产业也一枝独秀，每年为法国创造120亿欧元的巨额产值。而且，法国人极其看重奢侈品为法国创造的文化效益。他们将奢侈品文化称作“法国现代文化的最大亮点”，正是由于这种文化创造的“软实力”，法国才能够继续吸引世界各国的注意力。

　　如果我们把目光从法国奢侈品起源年代平移到中国，我们会惊讶地发现，这一时期正是中国的“康乾盛世”，而且中国是当时东方最强大的帝国。不仅从综合国力上惊人相似，一个是西方帝国，一个是东方帝国。而且在奢侈品制造工艺上也同样像法国一样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中国的陶瓷、丝绸、刺绣、玉器等均创下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清三代”的奢侈品被世人公认。

　　但中国的奢侈品文化与欧洲惊人的不同是，中国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度使得这些高精尖的工艺、技术和伟大的作品被囿于宫闱或者官用，没能树立起各自的品牌。再有，我们的奢侈品扬名后往往以出产地域来判断其品阶，如和田玉、钧窑瓷器等等。在西方，这些高档奢侈品是由一个个家族品牌来代表的，如卡地亚（Cartier）之于珠宝，万宝龙（Mont blanc）之于高级书写工具，路易·威登（Louis Vuit?鄄ton）之于皮具。虽然这些知名品牌也服务于王室贵族，但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与经济背景下，西方的奢侈品工业被通过家族传承的方式得以将品牌壮大和发展，而拥有著名品牌的家族也渐渐被人们耳熟能详。但在中国，我们的很多伟大工艺的创造者，他们的技艺虽然通过师承的方式得到了延续和发展，但他们本人却往往隐没于“乾隆御制”或“江南织造”之中，没有被世人提升到其应有的艺术地位和产业地位，也没有形成个人的品牌和家族产业。虽然在历史上，我们的奢侈品工艺与艺术价值同西方奢侈品相比不分轩轾，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在品牌缔造上，我们却远不及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