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例说明，假设一个经济体中只有两家企业和一家银行。企业甲没有负债，只有1000元的银行储蓄。企业乙没有净资产或资本金，乙从银行贷款1000元投资。这样，世行就会说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企业储蓄为投资融资的100%。但如果投资失败，企业乙无法偿还贷款又如何呢？甲的储蓄完全消失了吗？不会的。宏观数据中的企业储蓄也一分钱没有少。因为银行即便拿不回贷款，仍需归还甲的存款。是银行，而非企业甲对企业乙提供了融资。

　　如果银行的资本金不足以补足损失又如何呢？存款人仍然会把自己的存款取回来。在有些国家是政府控制的储蓄保险系统支付，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是由政府最终出资拯救银行，偿还存款。当然最终还是纳税人掏腰包。

　　所以，企业储蓄有多少，完全无法说明投资的主要资金来源在哪里。在中国，毫无疑问是银行。中国的银行在多大程度上为企业投资提供了融资？其实这本来是很清楚的事。规模工业企业的数据包括总债务对净资产总额比率数字。这个比率在过去的5年中基本上保持在150%左右。即就综合数据而言，至少在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工业企业的投资资金60%来源于贷款。因此，无论企业储蓄总额在算术上是否等于投资额的60%或100%，贷款仍然是中国企业投资最主要的资金来源。

　　投资增长，

　　投资回报率增长不多

　　中国企业利润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确有增长。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在1999年至2005年间，工业企业的净利润每年平均增长28%。但同期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也以每年25%~30%的速度增长。500万元的投资所产生的利润比100万元的投资所产生的利润应该要多。有鉴于投资的巨大增长，利润总额的增长实在是不足为奇的。

　　但投资回报率又如何呢？平均净资产回报率的增长很一般。假设有效企业所得税为30%，规模工业企业净资产回报率自1999年以来的平均年增长率不过是3.8%。而在2004到2005年之间完全没有增长。在此期间，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净增长5%，但这并非净资产回报率增长的全部原因。没有银行的作用，这样的增长是不可能的，作一些“边际收入分析”就一目了然了。

　　企业分析不同的“边际收入率”以掌握经营的不同方面。“毛边际利润率”是销售收入减去产品成本，再除以销售收入的比例。毛边际利润率用来衡量投入和产出价差的变化对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在2000到2005年间，规模工业企业的毛边际利率平均每年下降3.51%，显示企业总体上受到原材料价格上涨或制成品价格下跌，或两者并而有之的严重压力。

　　但是净边际利润率在此期间略有所增。净边际利润率是净收入除以销售收入的商。假设30%的实际企业所得税，这些企业的净边际利润率每年仅微升0.49%。

　　毛边际利润率下降，什么原因造成净边际利润率的上升呢？我们可以从支付利息前、税前的边际利润率的变化找到答案。银行的减息抵消了息、税前边际利润率的下降，而反使净边际利润率上升。因此净边际利润率上升的原因是银行体制对企业的帮助。

　　效率与持续发展

　　至此，我们已经知道，中国工业企业的“平均净资产回报率”按国际标准并不高，“未分配利润”也并非中国企业投资的大部分资金来源，“企业储蓄”并不占企业投资资金的主要来源，而规模工业企业过去七年净边际利润率的增长全部得益于减息。如此看来，中国企业的高平均利润率的证据何在？

　　我们知道，中国的银行以大量的资金救援补贴了企业。那么中国的银行平均而言比之它们的国际同行是否更为获利呢？并非如此。过去三年，是中国的银行最黄金的时期，但中国的银行平均总资产回报率仅为0.4%，在亚洲国家当中倒数第一。就是不扣除坏账拨备，中国的银行总体的拨备前﹑税前利润对总资产的回报率仍然仅为1.1%而已，在亚洲也是位居榜尾。

　　是什么造成了资本错配和低效率的使用？不需要在银行体制以外寻找答案。中国的银行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但它们的大量流动性依靠中国高储蓄率的支撑。它们造成资金成本过低，它们风险作价过低造成了大量的坏账损失。只要银行不充分地控制风险﹑不正确地风险计价，资本就无法获得足够的回报，中国的投资回报率就会低于国际市场的水平。

　　中国的高储蓄率很可能在10年左右之后急剧下降，因为到时许多“婴儿潮”一代人都要退休，中国的人口就会急速老化，因此投资率也会急剧下降。为了保持经济的持续性，中国需要银行体制的改革，以改善其配置资本和其他资源的效率。因此银行改革、发展模式转型和宏观调控的一系列国家政策在逻辑上是一贯的，而对于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也完全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