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应该注意的是，资本自由对工人也重要。没有资本自由，就业的自由就会受到极大的限制。资本自由增加了员工对雇主的独立性。如果由于缺乏金融自由而难以自主创业，他们只能在不喜欢的雇主手下受气。资本自由的提高会迫使企业更多地重视工人的利益。

　　冯兴元：比如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如果拥有充分的资本自由，自己就可以开一个个人独资出租企业，自己就可以成为自己的老板。这些出租车司机（老板）联合起来，就可以成立一个行业商会，共同维护和增进自己的资本自由。而现在的北京出租车司机缺乏资本自由，没法开设个人独资出租企业。他们当不了商会会员，而只能是打工仔。

　　《权衡》：资本自由指数对全国各省市的资本自由程度作了一个排名，排名有前有后，各地区之间的差异主要是什么造成的？你们是怎样衡量资本自由的高低的？

　　冯兴元：资本自由取决于政府对资本自由流动的干预程度和对私有财产权的保障程度。政府的干预越少，对财产权的保护越有效，资本自由程度就越高。分省指数排出的是一个相对位置，得分的差异并不表示金融发展和资本自由流动的绝对程度，只是用来反映哪些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和资本自由流动程度相对更高一些，哪些地区相对更低一些。

　　朱恒鹏：我们的这套指数从“政府及制度因素、 经济因素、货币供给和金融发育程度、金融市场市场化水平”这四个方面分别反映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和资本自由流动程度的进展，每个“方面指数”反映一个特定方面，每个方面指数又由几个“分项指数”组成（组成各个方面指数的基础指标目前有21项）。这四个“方面指数”构成一个总指数，反映各地区金融发展和资本自由流动水平相对程度的总体评分和排序。

　　《权衡》：资本自由的各省市排名对地方政府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冯兴元：我们是希望地方政府可以参照各省资本自由指数得分和排序，找出本地区资本自由与其他地区的差距，以及与国际最佳实践的差距，尤其是分项指标值差距。在此基础上确立新的发展战略，亡羊补牢，取长补短，增进资本自由，促进全民福祉。地方政府围绕增进资本自由的竞争，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政府治理绩效竞争，其高明程度要远远高于当前地方政府的经济绩效竞争。

　　《权衡》：资本自由指数和樊纲先生领导的国民经济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市场化指数有何关联？两个指数能否相互映证？有无冲突之处？

　　朱恒鹏：可是说资本自由指数是国民经济研究所的中国市场化指数的一个领域即金融领域的细化和具体化，两个指数相互映证，反映的信息是一致的，目前没有发现冲突之处。

　　《权衡》：资本自由指数毕竟第一次发布，你认为有哪些不足的地方？今后会持续公布吗？2005年的指数大概什么时候出来？

　　朱恒鹏：尽管我们进行了大量的资料分析和研究，也借鉴了一些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但目前的研究成果仍然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我觉得有几个不足：第一个是四个大类指标的划分还存在不很清晰的地方；第二是没有找到一个反映利率自由化程度的指标，这个指标应该是资本自由化的核心内容，可惜没有找到能够有系统数据的指标；第三个是没有计算全国的资本自由化指数，没有对全国的资本自由化进程做出一个测度。

　　冯兴元：我们希望今后每年能够持续公布，包括增加发布全国性的资本自由指数。

　　朱恒鹏：如果可以，我希望明年11月份公布2005-2006年度的资本自由化指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