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1月9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利用外资十一五规划》，为下一步利用外资确定了方向。新规划强调，要推动利用外资从“量”到“质”的跨越，将重点从弥补资金和外汇“双缺口”转到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高素质人才上，更加注重生态建设、环境保护、资源能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并强调把利用外资同提升国内产业结构、技术水平相结合。
 
　　“十五”期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共计约3830亿美元，大大超过了“九五”的实际完成额。毫无疑问，利用外资对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尤其在资金和技术领域，当年的“双缺口”已经弥合甚至凸起。与此同时，外资带来的负面效应也在显现，不仅环境、资源发出警报，经济安全也隐现威胁。近期，美国凯雷并购徐工、法国赛博并构苏泊尔等外资并购案，引来社会各界的广泛质疑。而下个月，中国将结束加入世贸组织五年过渡期，迎来对外开放的新阶段。

　　11月15日，酝酿一年有余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正式对外颁布，由此拉开了我国金融业全面开放的大幕。12月11日开始，我国将取消对外资银行的一切非审慎性市场准入限制，向在中国注册的外资法人银行全面开放人民币业务。

　　近期，本报特别邀请了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外资部副部长赵晋平，对引进外资的利弊得失、方向变化等问题展开分析，并邀请了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钟伟新闻,钟伟说吧)、花旗银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黄益平就审慎监管和金融安全等问题展开了讨论，是为21世纪北京圆桌第110期和111期。

　　审慎监管之关键

　　《21世纪》：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您如何分析“审慎监管”对缓解开放压力的作用？要管理好大举进入的外资银行，关键何在？

　　黄益平：我觉得通过审慎监管应该可以缓解一部分开放的压力。根据中国加入WTO的承诺，到年底的时候，中国会对外资银行实施开放。不过事实上，开放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外资银行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应该说业务的限制还是比较多。从这个角度来说，监管方面控制的余地还是很大的。

　　我觉得向外资银行开放并不会增加总体金融风险。其实外资银行到中国投资开银行，就像外国制造商到中国开工厂一样，是落地生根的。他们在这里投了钱，理所当然也会希望这个地方的经济保持发展，金融稳定。同时他们所接受的监管体系和国内银行也是一样的，因此，从总体风险的角度来看外资银行和国内银行并没有很大差别。但对于监管当局来说，可能会提出一些新的要求，监管在国内市场上做人民币业务的外资银行毕竟是一个新的课题。

　　“审慎监管”我觉得恐怕主要应该考虑以下两个方面的变化：第一，随着中国金融市场开放，外资银行将全面参与业务，但他们在信息交流、资金流动和产品创新方面可能会相对较灵活一些。第二，行业内的竞争也会相对过去来说进一步加剧，这对本来就不是非常健全的国内银行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在这样的新形势下，如何控制原有的风险不让它进一步扩大，同时又防范新的风险过快地增加，这可能是监管部门实施审慎监管的关键。

　　钟伟：开放的压力并非“审慎监督”或者新的《管理条理》所能解决的。管理好大举进入的外资银行，关键在于高度关注并维持国内银行业的稳定性。最有效的监管手段实际上是形成政府部门之间的合力。仅仅从银行监管方面达到中资和外资银行同等待遇水平还不够，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比如有金融机构在华税收问题，包括公司的税收以及外国银行高级管理人员在中国收入纳税问题；还有外国银行从事帮助中国企业或者个人进行资产转移的业务如何惩罚的问题。比如美国有《爱国法》，中国是否也需要相应的法规，规定本土银行不得透露关于在中国境内客户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