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表示，由于美元是国际本位货币，美元要贬值直接表现为要求其他货币升值。美国上个世纪70年代要求马克、法郎升值，80年代要求日元升值，现在又轮到要求人民币升值。但是，在现有制度下，世界经济不平衡的基本原因是美国的逆差，而不是中国的顺差，是美元要贬值而不是人民币要升值，这两者有重要区别：美元贬值，则其他货币一起升值，人民币也升，失衡解决的成本由全球承担；如果仅仅是人民币升值使美元贬值，则人民币对全部其他货币升值，全球失衡的成本由中国承担。

　　“美国这样世界上最富的国家自己滥发美元造成的问题，不能由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由中国的穷人来承担。”樊纲说。

　　央行加息的阻力

　　从2004年起，为了抑止经济过热，中国人民银行已经连续几次加息。最近的一次发生在今年8月19日。未来，央行还会不会使用加息的手段来进行宏观调控，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针对本报记者提出的这一问题，身为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樊纲出言非常谨慎。

　　他说，2004年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为4％－5％，但是存款利率水平还不到2％，实际利率为负2％－3％。

　　而2005年初，通货膨胀率已经达到6％，实际利率为负4％，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扩大信贷和投资规模变得非常有利可图。

　　如果不通过上调利率提高资金价格和信贷成本，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冲动就难以得到根本遏制。因此，在2004年和2005年央行连续加息也就成为必然。现在的情况和去年有所不同，今年的通货膨胀率只有1个多百分点，通货膨胀的压力较小。

　　但是樊纲又表示，这并不是代表央行不会再调整利率，为了控制投资规模和信贷规模，也不排除再次加息的可能。

　　“格林斯潘总是在经济过热有苗头时，就调整利率进行调控，不会等到经济真正过热时才调控，而且只要按0.25％的幅度不断上调利率，就能比较有效地抑止经济过热。”樊纲有点羡慕美联储前任主席格林斯潘，樊纲强调，除了利率变化造成资金成本改变之外，美国货币政策影响顺畅传递更重要因素还在于美联储拥有对经济预期的强大影响力。

　　他在演讲中称，“根据经济情况的变化，利率本来是应该变动的，而在中国运用利率手段进行调控，却遇到了太多的阻碍，国有大企业、证券公司、某些部门等等，相关利益人联合起来反对加息，这使得央行很难在经济过热的苗头刚出现时就调整利率。”

　　樊纲认为，在目前阶段，中国地方政府的力量非常强大，加息有助于抑制资金流动性过剩，但要遏制潜在的经济过热势头，仅仅靠加息等市场调控手段是不够的，还需要一些行政手段的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