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黄亚生

　　凯雷已经将收购徐工股份的比例降到了50％，而花旗也修改了竞购广发银行的方案，两税合并更是日益成为了政策和立法的重点。近年来，针对外资在中国的角色以及效果问题，全国掀起了广泛的讨论。
 
    上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深入，跨国公司将自己的生产链延伸到了全球各地，目标只有一个——利润最大化。巧合的是，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受到东亚模式等因素的影响，出口加工业成为了优先发展的重点之一，而在资本等要素匮乏的情况下，外资显然是一个现实的选择。两者的结合曾经对中国经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现有的财政制度和官员考核机制下，地方政府普遍将招商引资作为考核政绩的一项重要指标。为了吸引外资，地方政府普遍使用了廉价土地和税收的方式，但由此也带来了生产要素的扭曲，造成了对内资企业的不公平竞争，恶化了国内的整体经济环境，而这对长远来看显然是不利的。在某种意义上说，现在这种吸引外资的方式，是既牺牲了公平，也危害了效率。

　　为此，本期我们专访了对此颇有研究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黄亚生教授。

　　中国还没有“绿地外资”

　　《21世纪》：有观点认为，外资已经过多的进入了中国，反对外资再汹涌进入中国的声音也越来越强。作为较早提出要对外商直接投资（FDI）反思的学者，您关注到了这一变化了吗？

　　黄亚生：我提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在2003年，当时这个话题还没有现在这么热。我总觉得大家有一个理解上的偏差。在国内，人们总认为这是一个外资进入多还是少的问题。

　　可事实上，中国引进外资在1995年就已经很厉害了。在我写的那本书（《销售中国》）里面有非常详细的数据。

　　实际上，我并不是要反对引进外资，限制外资在中国的发展。我是反对国内在引进外资的时候，压抑国内资本的发展。

　　《21世纪》：以这个角度，您是怎么看待凯雷收购徐工案中的问题？

　　黄亚生：凯雷的这个收购，跟此前外资在中国的所有收购事实上没有大的不同，惟一的区别就是凯雷是收购徐工机械本身。但这种收购行为在中国绝对不是一个新出现的现象。过去只是不收购母公司，而是收购母公司的资产，是把母公司变成一个空架构。其实，从纯经济效益上来讲，这就是一种收购行为。但之前，我们更多的把这种收购看成是所谓的“绿地外资”收购。

　　《21世纪》：什么是“绿地外资”？

　　黄亚生：“绿地外资”严格意义上的解释就是两家企业，你做A，我做B，我们联合起来去做C，双方共同开发一个新的产品，你也不生产这个，我也不生产这个，我们双方合作生产一个新的产品，互担风险。

　　但事实上，这种意义上的合资，在中国几乎是不存在的。过去中国所谓的收购行为事实上全是挂在合资名下进行的，只不过凯雷这次更明显一点，不光是收购这个企业的资产，把整个企业公司的品牌都收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