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恰在这方面中国显得非常弱势，现阶段中国从事的更多的是低附加值的劳动。由于不掌握核心技术，中国不得不将每部国产手机售价的20%、计算机售价的30%、数控机床售价的20%~40%拿出来，向国外专利持有者支付专利费。

　　根据统计资料，在世界市场上，中国低技术劳动密集型产品占了11%，如温州鞋、纺织品等，而高技术产品只占2%~3％。自主创新能力低下已成中国追赶世界先进的一大障碍。

　　竞争力的差距只是一个表面问题

　　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黄靖说，深层原因是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结构不合理才是中美之间最大的差距。

　　接受《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采访时，黄靖仔细解析了其中的缘由。他说，经济的发展分为几个层面，从低往高陆续包括消费、生产、投资和金融。一般来说，产品都是在最容易的地方、最接近市场的地方加工，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所以很快在消费和产品生产加工方面，也就是在接近市场的那块发展非常迅速。

　　北京、上海等地不断耸立的高楼大厦可以见证这一点。到中国后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北京的乔纳森，每年到上海的次数屈指可数。今年2月下旬来上海，是为一家顶级的世界旅游杂志寻找可以提供给全球高档旅游者消费的饭店和酒吧。他说，这家杂志正准备出一本有关中国的特刊，因为中国已经是能提供各种顶级消费的国家了。

　　但正如黄靖所说，中国20多年的改革一路高歌猛进，并没有、也不可能让中国经济的各个发展环节同步发展，形成的局面是越接近市场的部分发展越快，离市场远的部分发展较慢，从销售到终端生产这一块，越往上走越慢。

　　“其他方面的发展非常有限，尤其是经济发展中最核心的部分——金融方面的改革没有什么进展，可以说是非常滞后。”黄靖说。

　　现任美国国际战略研究机构兰德公司亚洲政策中心主任的欧内霍特（William Overholt）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时表示，中国和欧美最大的差距是资本分配的效用。中国几大银行的大量资金都提供给了国有企业，而这些企业的创新能力有限。银行很担心借钱给那些富有创新精神的私人公司，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他们不知道如何选择好的企业。

　　“中国的证券和债券市场几乎对绝大部分有创新精神的新公司关上了大门，所以全国有很多小规模的企业，而且大部分都是私营企业。” 欧内霍特说。

　　据他介绍，在美国，情况就不一样。比如，麦当劳和苹果公司的创业者在最初规模很小的时候，就能得到纳斯达克或者一些风险投资资金的支持，从而得以扩展成为触角遍及全球的公司。“但一个中国人即使开了一家非常好的饭店，也会受制于资金而不能继续扩张，因为分配基金的体系太‘中央化’了。”

　　黄靖也认为，“惟利是图”原本是商业机构的惟一法则，但在中国许多地方，行政权力干涉大于市场规则，有的商业机构纯粹是“惟令是图”，这其中根本的问题就是金融没有放开。“现在的金融结构已经不能适应中国经济的发展了，导致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经济投资速度远远大于本身经济发展。”他说。

　　经济投入和产出不能成高效的正比，使得中国经济效率主要指标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比较明显。何传启说，“2001年中国经济效率与世界先进水平的相对差在24倍到73倍之间。”

　　这造成了一个低效平台上的两难的尴尬境地。也就是说，中国一旦加速经济发展就会出现过热，但又不能放慢速度，不能降到7%以下。

　　在黄靖看来，经济结构的扭曲，带来很多后果，其中就包括竞争力差。但真正严重的后果是贫富差距和地区之间的差异，后者的差异更为严重，因为这会造成大的社会问题。

　　问路，过马路，微小差异的放大

　　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张结海博士曾做过一个调查，结果发现，许多城市居民认为，他们就应该比农民享受更高的经济地位、更高的社会地位、更高的政治地位。

　　这和他去过的欧美发达国家完全不同，那里的农民地位和城里人相当，而且农村是一个大家都愿意居住的地方。比如，英国人就说，所有英国人的梦都在乡下。张结海去过法国农村进行调查，第一感觉是，他希望永远呆在那里。他参观了一个农民的家，发现这个农民有两个工作间，农闲的时候修理汽车，修好的汽车出口到非洲。

　　黄靖15岁至17岁时，曾经在中国当过农民，当时城里人就看不起农民，但几十年过去了，他回国发现农民还是被人看不起。

　　1988年就去美国的袁敏近年来由于工作的关系，经常扮演 “空中飞人”的角色，频繁往返于中美两地。但由于国内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发展日新月异，经常找不到路。在问路的时候，她遭遇了很多“白眼”。

　　“后来得出了一个经验，就是尽量找年纪大的人问，他们比较耐心，但老人的普通话大都不太标准，有时候听了半天也不理解。”她对记者抱怨。黄靖也有类似的经历。他说，在国内很多次问路，即便有人告诉你，也很少有热情的人，大都是不耐烦，都想尽快摆脱你。但在美国，迷路了总有人很热情帮你。

　　过马路也是这样。在中国，坐在车里的人似乎高人一等，根本不让过路的人，稍慢一拍，便会喇叭按个不停，遇到脾气不好的司机，还会骂上几句。在美国，如果有人过马路的话，司机会远远就停下来让行人先过。

　　黄靖说，“这是一种公平，是公民意识。”在他看来，这不是素质高低的问题，而是公民意识不强。比如一些去美国的中国移民，基本上大部分都能够比较快适应公民社会的行为规范，并未发现有多少人保留随地吐痰的习惯。

　　所以，黄靖说，“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还在于社会层面的差距，很明显的一个，就是公民意识方面的差距。”

　　他认为，公民社会的产生，其中最必要的一点就是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有高度的独立性。

　　经济现代化给人最大的好处不是能买好房买好车，而是经济上的独立。农业社会时，老人离不开儿子，因为他必须要儿子给他养老，现在的老人有了养老保险，即便没有儿子养老，也可以自己雇人照顾自己。

　　经济一旦独立了，人的社会活动性就增大了。从前人们在迁移活动方面有很多限制，因为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来支撑，现在可以早上在北京、晚上到洛杉矶了，人的社会活动范围也增大了。

　　重要的是，经济独立了，人有了很大的自主意识。公民意识其实就是体现现代法治观念的民众意识，也就是把自己和他人视为拥有自由权利、尊严和价值的人，并勇于维护自己和他人的自由权利、尊严和价值，包含公民对于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按照黄靖的说法，一个经济独立并且有自主意识的人，会思考一个问题——“如果我要保住我自己的权利，必须尊重别人”，所以，他会按照法律和规则来处理事情。

　　浙江大学国际文化学系教授潘一禾认为，公民意识的建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他说，在潜意识里，我们好像还习惯于被人管，一旦监管的眼睛离开了，就以为自己“自由”了，可以随便了——在公共场所随便吐痰、乱扔废纸，甚至随地大小便；在单位打起私人电话来没完没了，旁若无人；在家里无论多晚，想把电视机开多大动静就开多大动静，喝起酒来吆三喝四，丝毫不顾及邻居的感受……

　　在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绍光的眼中，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公民社会是有差距的。 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王绍光介绍了一条有利于培育中国公民社会的路径，他说，一般的联谊性的组织，比如集邮协会、钓鱼协会、看看鸟、踢踢球等，可以培育一种叫“社会资本”的东西，可以消除歧见，减少交易成本，增加互信。

　　王绍光认为，“社会资本”对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发展有很好的意义，“有利于促进人们的互信，对提高社会的文明程度，增强社会凝聚力，对老百姓的社会参与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