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初秋,作为“千点论”、“推倒重来论”的代表
他的一篇国内A股市场研究报告使他置身压力漩涡
许:我的电子邮件被人家挂到网上去了/我们客户抱怨说许博士你不能再讲话了 2003年深冬,他离开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的投资银行中金公司
前往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执教。
许:我认为我的骨子里还是一个知识分子。
无论在海里还是在岸上,他要始终秉持知识分子的良知与批判精神关注中国经济
本期第一访谈,许小年博士看淡过往风波,畅谈中国银行改革。
访谈背景:
从执教美国阿姆斯特学院,到任职世界银行咨询师,从美林证券高级经济学家,到中金公司董事总经理,许小年被评为中国最佳经济分析师,却也被人质疑到底是学者还是商人。他对中国资本市场见解独到,获得国家经济学界最高奖,却也因对中国股市的尖锐批评,被指责为股市下跌的“千古罪人”。2003年年末,许小年走出中金,留给舆论界一个颇费思量的背影和一个颇具争议的前景。
2004年2月28日18:00,大连。许小年刚刚做完“蓄势待发的中国金融改革”的主题演讲,就被大连银行业和证券业人士围住。这是他离开中金后第一次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的身份在公众场合露面,在大连,许小年受到了业界的普遍欢迎。两个小时的现场交流之后,观众兴致依然不减,甚至有人直接上前索要签名,这有些出乎他的意料。
许小年(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金融学教授):我好像没什么名望,我不感觉我有什么名望,我给人家骂的时间比称赞的时间要多得多。
杨国轶:您个人这样认为吗?
许:那当然了。我收到的电子信件,我听到的各方面的反映都是负面的多于正面的。
其实,1991年获得美国加州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短短几年间,许小年就已经跻身国内一流经济学家行列。然而他对中国股市制度缺陷的尖锐批评惹来不少麻烦,他提出的“企业本位论”、“老鼠会论”、“泡沫论”、“崩盘论”等等观点,引起强烈争议。当2001年股指暴跌,绝大部分股民和机构损失惨重之时,人们将矛头指向了他。
许:我的电子邮件被人家挂到网上去了,本来是不公开的,但是被人家挂到网上了,为了形成一种口诛笔伐的形势,所以挂到网上,因此我就收了很多的电子邮件。
杨:没想要换一个,换一个信箱?
许:我换它干嘛呢?看一看吧。
杨:您本人还看?
许:我看,看完了存起来,将来也许出本书。
杨:看来您的心态是比较好的。您自己有没有做过统计,最多的时候一天会收到多少个这样的邮件?
许:直接送到我邮箱里的,一天大概有几十个,送到我邮箱里的,但是你看网上发表评论的那就以百计了。
杨:当时的那一种境况对您本人以及公司来说,有没有产生一些比较负面的影响,您本人肯定是已经有这样的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对公司而言呢?
许:对公司而言就很难讲了,我们也有客户抱怨哪,我们客户抱怨说,许博士你不能再讲话了,你再讲话我们这边的事情就不好做了等等这样的,我想可能负面影响也会有一些。但是事情过来以后,我想我们的一些客户,他还是比较认同我们这样一种研究的风格,有什么说什么,讲实话,还是比较认同的。
杨:当时的心理压力是不是很大?
许:当时心理压力有一些,但是其实更多的是来自于我的亲戚朋友,他们替我担心,那么我觉得打搅他们我心里很过意不去,我母亲就非常担心,我觉得我让老人家担忧了,我觉得我心里很难过。
杨:那一段时间持续了多长时间?
许:持续了几个月吧。
杨:您当时的回应是什么?
许:我没有回应。
杨:选择了沉默。
许:我没有任何回应,而且我能够回应的场合和渠道几乎是没有。
杨:很多这种渠道已经给封死了。
许:甚至封锁到今天。
杨:怎么说呢?
许:前不久有一个比较大型的关于交易所和资本市场的讨论会,会议的组织者是很努力地动员我去讲话,最后,我说好吧,我同意去讲,然后过了几天,会议组织者又给我发了一个电子信件,说许博士真抱歉,我们没有办法请您来讲了。
杨:原因是什么?
许:认为我在那样的场合讲话是不合适的,所以就把我从这个讲演者名单中给撤下来了,无所谓了。
这场让许小年始料未及的风波源于2001年9月。作为中金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他执笔了一篇题为《终场拉开序幕——调整中的A股市场》的报告。就在那个股指暴跌,股民叫苦不迭的时候,许小年却言称这种市场调整不可避免,而且是健康的。他认为股市暴跌是一场革命性的调整,主张当指数跌到较干净的程度——或许是1000点的时候,政府再引入做空机制等手段,重塑一个健康、完美的市场。这些被媒体归纳为“千点论”、“推倒重来论”的观点激怒了被深度套牢的股民,人们甚至把许小年看作股市下跌的导火索或者助推剂。
许:当时是分析嘛,对吧,当时是分析。你这个上市公司质量没有明显改观的情况下,市盈率到那种程度,这个是不可能持久的。其实,我觉得任何学过这方面基本知识的人都应该有一个判断,就是中国当时的市场是没有支持的,是一定要调整的,如果有基本的知识,而且自己兜里没有股票的话,都会做出这样的判断。
杨:那么您的一部分观点对于中国的资本市场而言是不是有点太超前了,或者是一种理想化的状况?
许: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既不是超前,也谈不上什么理想化,我也没有想像一个100%干净的市场。我经常打一个比喻,我说这个市场中有泡沫这是非常正常的,世界上任何一个市场都有泡沫,就像我们任何一个人体身上都带有细菌一样,但是你不能让泡沫成为市场的主流,你不能让你身上的细胞发展、繁殖到了已经压制了你正常的细胞活动的地步,这是我和他们的主要分歧所在,我当时认为市场上的泡沫,这种非规范的操作已经到了对我们的市场要造成致命伤害的地步了。
杨:当时那种趋势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许:愈演愈烈的趋势,所以如果不采取措施的话,我们这个市场恐怕是要出大问题。你说我什么时候主张过100%干净的市场?我什么时候主张过没有泡沫的市场?没有,他们也举不出来,甚至强加在我头上的一些说法,他们到现在也拿不出明确的说法,我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讲过这样的话,完全是强加在我头上的。
杨:但是在当时来说您是否感觉到自己的这种力量是很孤单的,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很无助?
许:感觉上当然会有,但是我没有感觉到很无助,因为我自己是研究经济的,我知道违反经济规律最后是要受到惩罚的。违反经济规律,你目前的事情做得哪怕再轰轰烈烈,将来也有垮下来的一天,所以我并没有感觉到什么非常悲观,非常消沉,没有。
杨:就是有点始料未及。
许:确实就是没有想到为什么一个人把他研究的观点讲出来,会有这种遭遇,真是没有料到,真是没有料到。
杨:那您在这个学术包括在研究领域的这种风格也会一直保留到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吧?
许:那当然了,那肯定的,那肯定的。
从许小年身上,人们可以找到众多海归派学者的共性特征:客观而执著。在他看来,学者必须保持研究的客观性。尽管现在的许小年行事低调,但站在讲坛上的他,仍然观点鲜明,敢想敢说。面对自从2006年12月起即将对外资全面开放的中国银行业,许小年出语有力,这位昔日的中国最佳经济分析师风采依旧。
许:不能再躺在国家的保护上吃饭了,最关键的转变是在这儿,要面对市场面对竞争,要面对非常残酷的竞争。这个积累的问题已经是非常严重了。
杨:有哪些表现?
许:表现它的不良资产是40%,40%用一个不太好的比喻,你这块蛋糕也罢,你这个40%已经烂掉了,我讲到的老百姓的100块钱存款实际上40块钱是拿不回来的。
杨:有这么严重吗?
许:有啊,这是官方数字。
杨:但是有一种说法是20%多一点。
许:20%是因为2000年的时候进行了一次不良资产的剥离,大约13000亿的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剥离到了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这个资产管理公司因为全都是国家的,都是国有银行体系内部积累的不良资产,你放在左口袋,放在右口袋全是你的。如果把剥离出去的那一部分算在内是40%,如果那一部分不算在内是20%多。
杨:实际上这个客观事实是一样的,只不过是有一个数字方面的不同的说法而已。
许:我在会上也介绍了花旗银行的不良资产率是2.3%,所以问题已经相当严重了;但是还不至于马上引发出银行危机和金融危机。这就是因为我们银行体系有大量新的资金不断地流入,新的资金的流入这就是老百姓的存款。年轻人、中年人多的国家里面,它的储蓄进来得很多,因此银行短期之内还不会发生这种现金支付方面的困难。
杨:但是在未来有可能会出现。
许:那当然了,当我们人口老龄化的时候,当老年人多于青年人的时候,当从银行提款的人多于存款的人的时候,就发生问题了。如果不改革的话,如果银行坏帐不处理的话,银行的效率不提高的话,那银行危机是不可避免的,跑不掉的。 |